做题考古学

要是真能穿越的话，我一定能想起第一次拿到典中点、世纪金榜等练习册时的感觉。从手写复印的卷子，到装订成册的习题集，从写在塑料纸上的幻灯片，到投影在屏幕上的PPT，旧的学习和考试方式仿佛已经成了怀旧，其实也不过20多年的历史，但它们见证了一代人在21世纪的成长历程。除了智能手机和电子游戏，做题也构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经验共同体的重要部分。

不仅我们这一代，自古以来考试就是中国人说不完的话题。科举和高考建造了古今中国人从少年步入青年阶段的那座独木桥，但这两座独木桥有很大不同。科举通向的是古代公务员体系，而高考则拥有更多元的可能性。高考作为现代化高等教育制度的入门环节，通过高考将学生输入大学，继续学习专业知识，而不是直接分配工作，可以把高考看作通向社会工作的预备阶段。从考核标准来看，科举通向的是公务员体系，这就意味着它主要是为了考核士人辅佐朝廷进行社会协调和管理的水平。而科学的发展是近代大学体制建立的基础，科学包括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没有科学就没有大学，这就决定了高考（或者说大学入学考试）应当考核的更多是学生掌握科学知识的水平。

对科学知识的考核演变成了对量化的要求，这是很多复杂因素影响下的结果：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是广义的科学知识向狭义的科学主义演变的结果；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是人口和竞争压力增大以及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的结果。以数量或者说成绩作为考核的核心标准，一步步地最终产生了“小镇做题家”的现象。但归根结底，做题家的竞赛只不过是一个表象，在其背后的实质还是庞大的就业压力。作为就业竞争的缓冲带，文凭的竞赛独立发展起来，才造就了特殊的考试经济。还记得，每一场期末考试结束后，一开始在校门口接孩子的是结队的家长，忽然变成了发小扇子和辅导班广告袋的人。

怕做题还是爱做题？

有不少人认为，做题会让一个孩子自主学习的兴趣枯萎，但事实并非如此。做题如同孩子的劳动，在劳动中自然有受苦的成分，但是劳动也让一个人获得解脱，人们往往忽视了儿童也有焦虑，会感到无聊和精神内耗，而机械地做题，虽然束缚了孩子的手脚，却解放了他们的头脑，在生活中他们感到的无聊在做题时得到了缓解。在做题中令人苦恼的常常并不是题海，因为“题海”其实不是一个恰当的比喻，这里的“海”指的只是题目的数量，毋宁说不过是题池，做题的人像是在一个游泳池里游来游去，练习同一个动作直到熟练。反而是没有标准答案、过于开放性的问题给人一种茫然的海一样的感觉，海面固然有起伏，但是时常有危险的海雾和漩涡。如果陷入其中，就会失去方向，比起做题的枯燥，思考问题的迷茫对孩子的伤害可能更大。做题如同一种恋物癖，既有迷恋也有恐惧。

既然存在贩卖焦虑，就自然有消费焦虑的人。本雅明提到，在商品的灵魂中存在着移情，消费者无意识地产生了对花费在商品上的金钱的崇拜。其实做题何尝不是如此，家长和孩子都容易对题和卷子产生这样的移情作用。把通过做题提高成绩视为获得交换价值，当这个过程不断反复，做题和成绩都抽象出来，造就了以勤劳战胜天赋的一种拜物教。甚至可以说，分数本身被误认为智力和努力的一般等价物，对分数的崇拜和对其他一切数字的崇拜一样，充满了现代色彩，而小镇做题家、内卷、躺平等社会现象，都深深地烙有现代性的烙印。社会学家罗萨认为，数字是人类为了让自己感到对世界掌握的工具，生活是在于我们“有关的”可掌控与不可掌控的事物的相互作用中展开的，但是掌握世界的行动必然会产生副作用。当人类对世界的掌控达到一定限度，就会产生倦怠感，尤其是在文化上，世界的发展给人的感觉从期待变成了胁迫。人们不再希望从发展中获得更多，而是害怕从发展中获得的更少。

做题本身并不见得限制一个孩子的智力发展，也不影响一个人对诗和远方的追求，反而可能给人带来充实感，让青少年免于因为过早思考抽象问题而陷入精神内耗。但这是说能够从做题中获得收获的孩子，或者说能够从个人奋斗中，感到自己对生活的掌控有所进步的人。比如在刘汀的小说《何秀竹的生活战斗》中的女主人公何秀竹可以看作是一个早年的小镇做题家，她在成功考到大城市之后，依然热衷于同生活战斗，“她现在很信奉网上的那句话：你如果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怎么还能幻想着控制自己的人生？……战斗，取得胜利，或者撤退，等着将来取得胜利，是她多年来唯一遵循的逻辑。”何秀竹不仅用这套规则要求自己，也用来要求丈夫马勋和儿子多多。何秀竹通过对社会规则的了解，为自己最大限度地获取了社会资源。在年轻的时候，她考过公务员，但是有关系、更年轻的人拿到了那份工作，好在何秀竹对于未来并未恐惧而是依然有所期待，“她仍然坚信前面有一条路在等着自己”。对待儿子多多的问题上，她就有经验多了，主动靠近班里最有钱的家长黄太太，“为孩子的将来选择同学圈、朋友圈”。何秀竹在逆境中的经历让她学到了社会生活的答案。然而是每一对父母、每一个孩子都能意识到这个规则，并且巧妙地付诸行动的。意识到不对称的竞争关系，有的人会像何秀竹一样拼命改变自己，也有的人会像高加林一样陷入沮丧。

从《人生》到《何秀竹的生活战斗》，年轻人对前途的不同思考反映了合理利己的不断加强。在《人生》电影上映后《大众电影》和《中国青年》组织的讨论中，我们依然能看到上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冲突。有的专家认为高加林是经济改革中崛起的“新人”，另一部分则认为高加林是缺乏集体意识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他想要进城的野心类似于《红与黑》中的于连；有人觉得高加林怎么奋斗也不成的结局提倡了安贫的思想，鼓励人们回到故土，也有人质疑，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毕业后并不是只有回到农村才是正确的。但在近些年的小说中，何秀竹们的形象洒上了“奋斗者”的光彩，成为勇敢的、对生活充满热情的芸芸众生。如果从“小镇做题家”的三个标准来看，很多奋斗者形象并不完全符合，只有出身贫寒是他们的共同特征，但很多奋斗者的学习成绩既不优异，在离开校园后，对社会现状也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不满。与之相对的是《玄鸟传》中的孙鲁西一类形象，家境优渥却因为理想主义而活成了边缘人。但小镇做题家的不满并不都是因为理想主义，更多的是对中产价值的追求，比如期待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好的工作环境和更好的物质条件，这些也都与“鸡娃”“内卷”“躺平”等问题相关联。

归根结底，小镇做题家不害怕做题，但害怕无法掌控未来的生活。问题在于，生活是永远无法彻底掌控的。何秀竹本来“觉得任何计划外的事都隐含着危险”，但是在生活的变数前，她终于还是“明白了什么是无常，也看清了眼下自己面前的路，很宽，甚至有好多条可以选择”。当然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那个小径分叉的花园是她生活战斗的收获。对很多小镇做题家来说，不做题又能怎么样呢？或许就像西西弗斯的努力一样，坚持推动巨石，也是一种胜利。

（魏司马，青年记者，文艺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科学主义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