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军的《心谣》写的是宜兴的民谣。在传统的文学中，民间文学一直是个重要的存在，并且对文人文学有着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的风就是民歌，楚辞也受民歌的影响。魏晋南北朝的民歌更是一时之盛。唐诗宋词那么发达，也还是难掩民歌的光彩。到了明清两朝，民歌不但很盛，而且因地域、音乐有了流派与体式，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民歌民谣，出现了不少民歌民谣的选本。
民歌民谣的作用怎么夸张都不过分。在教育与书面表达不发达的漫长的历史期，口头创作与传播成为文化产品重要的生产方式，几乎每一种书面作品都有它的口头副本，或者，有另一种属于民间的口头文本。历史、宗教、教育、工艺、农事、军事等等，民间的口语文本几乎构成了与书面文本平行的百科全书，当然，也包括文艺内容。而其中，口语文本中的韵文因其朗朗上口而易记易诵，其传播之盛、影响之大远不是现今书面与网络文明时代所能想象的。怀想遥远的年代，行吟诗人与民间艺人们风餐露宿，走街串巷，借助一把琴，一面鼓，或者就凭一张嘴，便能口生莲花，咳玉吐珠，上至天文地理，下至日常百用，贵到皇亲国戚，贱到贩夫走卒，远者盘古开天地，近者城头大王旗……这是多么宏大的叙事，又是多么亲近的吟唱。它们如风似雨，吹遍田野，滋润人心。戴军对此有极深刻的认识。她说没有这些歌谣，就没有那“无处不在的文明教化。尤其在民间，它们融进了歌谣里，戏文里，评书里，融进一切传统的娱乐活动里。它们生动有趣，曲折感人。有的新鲜刺激，人们闻所未闻；有的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让人有强烈的代入感。那种润物无声的功力，真的令现代人叹为观止”。
正因为民间文艺包括民歌民谣在内这么大的创作量和影响力，特别是因为书面表达的限制而转移到口头创作的文化冲动，使得它们对其他艺术门类具有了源头活水般的滋养，以至于官方与文人艺术家们经常要到民间采风，搜集民间文艺作品。许多经典的文艺作品都源自于它们，以至形成了具有艺术史、语言史与传播史意义的互文现象，比如戴军书中锡剧《珍珠塔》与当地唱道情《十二月花名唱方卿》的比较。这本书里收录的许多作品令人称赏不已，像《长工歌》《哭嫁歌》《闹新房》《十二房媳妇》《十个姐姐梳头》《田家乐》《我同小妹》《卖杂货》《织十景》《小孤孀》《十二厾铜钱》《劝夫戒赌》《耥青稞》《远亲不如近邻》《鱼做亲》等等。在我看来，《阳羡十景》比许多导游词好多了；《十二月鱼鲜歌》完全可以制作成美食的文创；《廿四节气》让孩子唱唱也是很好的科学教育；《十劝人》其实与当今社会的文明导向也是相融的。我对《思情郎》的叙事结构感到十分惊奇。闺怨是中国文学中常见的题材，但我还没见到过这么唱的。作品以一个年底盼望在外做生意的丈夫回家的妻子的口吻，一天一天唱过去。年关岁底，每天都有每天的艰难，更有不满、担心和埋怨。唱到正月初五，终于把丈夫唱回来了。那丈夫为什么过了年这么久才回来呢？好像这才是重点，不料曲子不管不顾地就一句话作了结：“奴家你莫骂，官司打天下，洋钱钞票用了一大把，没回来看奴家。”什么官司？用了多少钱？哪儿用的？怎么用的……都不说了。这真是大胆的艺术，才开了头就结了尾。文人们显然不敢这么写。
看得出，戴军在收集整理当地的民歌民谣上花了相当多的功夫，而且有着较深的研究。民歌民谣是专门的领域，涉及到历史、风俗、语言、音乐、表演，以及地方志、科技，甚至文化学与人类学。研究者要有这些方面的素养才行。当然，更重要的是情感，是对乡土文明与民间艺术的敬畏。戴军显然是民歌民谣的知音：“民谣就像茅草根，苦叽叽，甜蓁蓁，它来自泥土。草木本无心，不求美人折。你不能离开实际去要求它做到独特、新颖、深刻、唯美。事实上，它若真的依了你，它就不是民谣了。”本书不仅是对地方民谣的搜集、打捞，更是怀着深情，对这些日渐湮没的民间艺术的解读与鉴赏。每个读到此书的人都会对戴军的评赏报以会心。
阅读之前，对戴军的这部作品是有一定的想象的。在倡导挖掘传统艺术、保护文化遗产的今天，各地都在开展民歌民谣的收集整理，成果也不少。但是，戴军的这部作品却不是我以为的诸如宜兴或阳羡民谣集之类，而是一部完整的叙事作品，一部集小说与非虚构于一体的很有创意的作品。它以省城的姚老师也就是“我”为叙事人，以搜集整理阳羡民谣为故事线索，串起了一次完整的叙说，塑造了胡阿喜、陈三林、赵姨、马师傅、小满婶等众多人物形象，中间还又故事套故事地安排了唐依依与建生、尹雪梅与魏老师的插叙，他们是唱着故事的人，是本身充满了故事的人，或者是活在故事中的人，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民谣人物。戴军搜集的宜兴民谣资料一定很丰富，编一本当地的民谣集应该绰绰有余，那为什么要这么写？我以为怎么写不只是个形式问题，更是作家对题材的理解，它根植于作家的文化思考。戴军一定遇到了诸如此类的问题，或者是困惑：过去唱遍家乡山山水水的民谣哪里去了？民谣应该在哪儿?是在书本里？博物馆里？它们只能是遗产？还是应该在生活里？在人们的口头耳畔？我想她的答案一定是后者。这也是今天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普遍问题，是每一个接触到非遗产品前世今生的人都会陷入沉思而又深感无奈的事情。所以，戴军采取了这样的写法，她复活了民谣，她重新让民谣回到了这方土地，回到了百姓中间。在舞台，在茶肆，在乡村的红白喜事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因为民谣，不相识的人们走到了一起；因为民谣，失散的人们得到了团聚；因为民谣，民间的创造重新迸发出了活力。戴军特别写到了新媒体。看得出，她在努力，她希望古老的民谣能在全媒体的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她相信，老去的不过是那些曾经的旧时光，不老的是民谣的心。戴军面对当下民谣境遇说出了自己复杂的心情：“我不甘心古老的艺术最后都变成了活化石，变成现代人窥探历史的敲门砖。当然，相比那些淹没在岁月尘埃里的古老艺术，活化石和敲门砖也算是一种幸运的存在。但我还是希望它们以一种生命的形态活在当下，带入现代人的精神生活。”
我非常同意戴军的话，希望民间依然是个有创造力的民间，希望还有那些活泼的散发着天真与本色、野蛮生长、不事雕琢的民间艺术。虽然，我知道民间文化的土壤已经大量流失；我知道以现代消费为基础、以现代技术为支撑的流行趣味统治了几乎所有文化产品的生产；我也知道城市的虹吸差不多抽空了乡村，而扁平化的社会已经使民间变得非常稀薄。但是，对文化多样化的呼吁一直没有停止过。人们不应该唱同一首歌，相反，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歌，这些歌说着自己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别人或他们不知道的故事、情感和梦想。当新的社会结构中的新群体为主体，和以新媒介搭建出的新平台作为新的民间的基础得到夯实，在新媒体上，人们唱起了古老的民谣，更重要的是，贡献出我们新的民谣。这才是一个美美与共的、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