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生态文学的快速发展已然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它的崛起与蓬勃生长，不仅对应着当下生态环境出现的问题与变化，也呼应着新时代对生态文明的重视与关切。整体而言，生态文学的创作涉及多个向度，生态小说、散文、诗歌、戏剧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其次，从叙事维度上看，大部分作品体现了作家对逝去家园与乡土的惋叹、对人类不合理行径的批判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呼唤。但值得注意与思考的是，许多作品所传递的生态思想与主题陷入到城市与乡土、人类中心与生态中心的二元对立模式中，呈现出批判有余而建设不足的局面。介于此，呼唤建设性的生态文学在新时代显得尤为重要，作家要在理性地批判与提出更多建设性策略的基础上，逐步完成中国生态文学的本土化转换，创作出兼具批判性与建设性，深深扎根于大地又符合中国实践的优秀生态文学作品。

多向度的生态创作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发生的动因也与生态环境的恶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城市化、工业化迅猛发展后，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森林、河流、空气被砍伐与污染，土地被大面积地侵占与使用，原先的自然逐渐变了模样，这激起许多作家对于自然与家园的守护与关怀之情。可以说，生态文学的诞生是一种被动情形下的选择，生态环境的恶化与情况之紧迫促使作家发出警示之声，召唤着人们的生态意识。

中国生态文学创作的初期，一些作家敏锐地捕捉到自然生态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变化，并创作出一些重要的作品，如徐刚的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张炜的《蘑菇七种》、郭雪波的《沙狐》、乌热尔图的《老人和鹿》以及于坚的诗歌《避雨的树》《南高原》、牛汉的《悼念一棵枫树》《华南虎》等。此时的创作整体上以揭露现象为主，不管是对砍伐森林、草原沙化还是对生态系统失衡的现象，都进行了较为完整地呈现，但这背后的思想与情感并不复杂，主要以批判现代工业发展与现代人的贪婪为主。

进入新世纪的20多年来，生态文学的创作在广度与深度上均有明显的拓展。从广度上看，生态意识出现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各个文学体裁当中，同时创作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在深度上，近些年的创作不再限于揭露与批判，而是在复杂的历史中，呈现出生态失衡背后的原因与人性的嬗变，这其中也蕴含着更为纠葛的情感，既有批判、叹惋，也有对生态理想的呼唤。而在当下的创作中，一些作家开始摆脱“只问病症，不开药方”的创作，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措施与构想，这是令人欣喜的。小说方面，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阿来的《机村史诗》（六部曲）、《云中记》、张炜的《九月寓言》《河湾》等，均显示出史诗般的宏大气象，在历史的变迁中观照一个村庄的生态变化以及一个族群、部落的繁衍生息。阿来的《蘑菇圈》《三只虫草》《河上柏影》、张炜的《刺猬歌》、姜戎的《狼图腾》、郭雪波的《狼孩》、红柯的《生命树》、叶广芩的《老虎大福》、周大新的《湖光山色》等，聚焦动植物等生灵，体现了作家开放平等的生态观。在散文领域，徐刚的《大森林》《自然笔记》、傅菲的《深山已晚》、沈念的《大湖消息》、李青松《北京的山》、艾平的《隐于辽阔时光》、韩少功的《山南水北》、阿来的《大地的阶梯》等，丰富了生态文学创作的视野和维度。在诗歌领域，吉狄马加、雷平阳、李少君、敕勒川、沈河等诗人密切关注生态问题，创作出极具生态意识且呼吁生态整体主义的诗歌。而在生态戏剧上，《青蛙》《共饮一江水》《萤火虫姐弟历险记》等，将绿色环保意识融入剧作中，可见生态创作自身的广度在不断拓宽。

生态文学的叙事之维

中国生态文学发展至今稳中求进，一些叙事主题与思想恒常地出现在作品中，首先是对逝去家园与乡土的惋叹。在中国经济、工业、城市快速发展的背后，一些乡村正在悄然退出历史的舞台。这种消失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更体现在文化层面。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作家用文字书写着对逝去乡土与文化的惋叹，这种情感体现在作家对“最后一个”意象的使用上。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以鄂温克族最后一位女酋长的口吻，讲述了鄂温克族逐渐远离自然家园的百年跌宕史。而在阿来的小说中，也时常出现“最后一个”意象，《天火》与《云中村》中最后一位巫师与祭师，《达瑟与达戈》中的最后一位猎人，还有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叶广芩的《老虎大福》等。这类意象的集中出现，体现了作家对现代文明的思考与自省，正如丁帆所言，这种挽歌与惋叹，更在于“唤醒我们渐行渐远的民族集体记忆，边地作家诗意的边地挽歌满怀了忧郁，他们写出了前行中的价值两难与审美困境——或者这是另一意义启蒙的起点？”这样的惋叹也是一种警醒，发展是否就意味着必须与自然乡土与传统文化告别？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其次，许多作品揭露了现代发展中的不合理行径与人性的嬗变，并对此进行严厉地批判。现代发展有其利好的一面，但在这其中不乏人的异化，在金钱、权力、欲望面前，人类早已失去该有的理智与节制。可以说，生态文学叙事中的批判维度，在揭露现象的同时，也指向人的深层精神生态问题。阿来《蘑菇圈》中的松茸、《三只虫草》中的冬虫夏草、《河上柏影》中的崖柏，因成为了现代资本市场中炙手可热的商品以及权力交换中的砝码，遭到人类大肆地采摘与砍伐，甚至一些物种几近濒危灭绝，这背后体现了人类对于金钱、权力、欲望不加节制地追求。在《大湖消息》中，沈念多维度地展现了洞庭湖的生态情况，也怀着深切的忧思去凝视那些暴利驱动下的毒鸟与破坏环境的行为。吉狄马加在长诗《裂开的星球》中也批判了人类急功近利的行为。这些生态问题的出现，折射出人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发生的精神异化。

最后，生态叙事归根结底是在呼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理想以及生态整体主义。我们可以在许多作品，尤其是边地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中，感受到作家对生态理想的热切呼唤。《蘑菇圈》中的阿妈斯炯精心守护着她生生不息的蘑菇圈，《沙狐》中的老沙头与沙柳在沙漠中封沙治沙，也从沙漠中感受到静谧与温暖。杨献平的散文《盛夏的沙漠，秋天的沙漠》中，人与大地融为一体、和谐共处，体现了一种生态整体主义。艾平的《隐于辽阔时光》中，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始终崇敬自然，他们相信人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有机体、共同体。诗人雷平阳在《大江东去帖》《昭鲁大河记》中，不仅诗意地展现了云南的自然生态，同样也传递出万物有灵的生态观念。在这种世界观的影响下，作家对自然与生灵充满了深深敬畏。自然界的其他生物遵循着自然的法则与规律，他们与自然和谐共处，而人类也应受此启发，遵循生态整体主义的处世方式，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思考与展望：批判与建设同行

虽然目前生态文学的发展较为稳健，兼具创作的广度与批判的深度。但从整体态势来看，当前的生态文学正处于一个瓶颈期。理论上除了鲁枢元、曾繁仁提出的生态三分法、生态美学外并无显著推进，而在创作中许多作家依然延续着生态文学常见的叙事模式，主要是对现代文明与人类行径的排斥与抗拒。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两种较为明显的创作倾向：一是回到荒野与自然；二是一味批判人类行径并抗拒现代发展。可以说，这两种倾向对于解决生态问题、推动生态文学的发展并无太多助益。原因在于，这两种倾向本质上已经落入城市与乡土、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论窠臼之中，回到荒野就意味着城市与乡土的对立，而一味批判人类行径、抗拒发展也没有考虑到人类在推动生态发展中的能动性与主体间性。以姜戎的《狼图腾》与张炜的《河湾》为例，二者均有着回到荒野与自然的价值导向，在书中自然乡土与现代城市处于截然对立的状态，而背后的狼性文化以及“河湾”这一疗愈现代人心理的纯自然意象，可以说是对现代发展的逃避以及对生态中心主义的体认，这种创作趋向在今天依旧十分普遍。

在新时代，有必要呼唤一种建设性的生态文学，首先要摆脱中心式思维，倡导生态整体主义理念，人与自然界的其他物种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彼此之间休戚与共。其次，既批判现代发展中的不合理行径，同时也肯定人在其中的能动性与主体间性，要充分发挥人的生态责任与意识。在此基础上，提出更多建设性的发展意见与构想，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中，实现现代社会的绿色与可持续发展。例如，周大新的小说《湖光山色》并没有刻意呈现城乡二元对立，主人公暖暖在回到乡村后，看到了楚王庄“湖光山色”的历史与生态价值，在知识化、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下，既推动了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又带领村民走上了致富的道路。虽然小说带有一定的理想化色彩，但作者并没有沉溺于批判与对立，而是提出了建设性的发展构想，这一点深具推动生态文学发展的意义。沈念的《大湖消息》不仅揭露了洞庭湖毒鸟人的恶劣行径，同时也持续追踪近些年生态保护的政策与所取得的成效。李青松的《野鸭湖》中，作者提到野鸭湖的生态在科学化治理中逐渐趋于好转，同时湿地也发挥了对于城市生态的重要调节作用。可见，当今的生态环境需要人与自然的共同努力，从建设性上，人类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但自然生态也会回馈于人类社会，这种良性的互动才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与可持续发展。

作为在中国落地生根四十余年的文学类型，生态文学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不仅扩展延伸至文学体裁的多个向度中，同时在叙事维度上也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主题与思想。但当前的生态文学进入了相对平稳的阶段，若要取得突破性进展，需要出现更多具有建设性的生态文学作品。我们要摆脱西方生态思想中二元论的思维定式，合理汲取中国传统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与资源，在充分肯定人的能动性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经验与语境，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发展构想，完成中国生态文学的本土化转换，创作更多批判与建设同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优秀生态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