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传记文学创作在我国源远流长。

早在先秦时期，传记文学已经萌芽，《诗经》中的《生民》《公刘》等已有“传”的影子，《孟子》《庄子》等诸子散文篇什也蕴含传记文学的质素，《左传》《战国策》中不少篇章已经呈现传记叙述模式。时间奔流到公元前一世纪，中国传记文学史上树起一座历史性丰碑，这就是司马迁的《史记》。这部伟大的纪传体史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开辟了为人立传、以传书史的先河，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学绵延至今的史传传统。司马迁之后，班固的《汉书》，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等史传以及渐次兴起的杂传、专传，上承《史记》纪传体例， “下启唐人小说之风”， 蔚成大观。

到了近代，梁启超烛幽探微中国历史研究之理，引进西方阐释性传记创作模式，从理论和创作两个维度引领传记文学发展，蔡元培、章炳麟、蒋梦麟、陈去病等文化学人出版一批传记文学名篇佳制，为传记文学发展奠定思想和文体基础。

二

伴随封建制度的解体，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启蒙下，现代知识分子思想与个性获得极大解放，便于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传记文学获得蓬勃发展。胡适首先提出“传记文学”概念，他在中外文化视野上对东西方传记进行比较分析，建构起较为完整的传记文学理论。这一时期，文化名人自传写作形成风潮，《沫若自传》《巴金自传》《从文自传》《钦文自传》《林语堂自传》《实庵自传》等相继出版，评传、年谱、别传等传记文学作品也获得迅猛发展。据有关论著统计，1912年至1949年间出版的传记文学作品计1641种，涉及政治、经济、农业、科技、法律、军事、文艺、医学等各领域代表人物，其种类之多，数量之丰，影响之广，创作队伍之宏大，开创文学史一时之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以生命和信仰书写了致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史诗，为他们立传的传记文学作品产生巨大影响。1934年，王森然的《近代二十家评传》载录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的评传，称颂他们“实为彪炳千古之人杰，光耀百世之英豪”。1937年，埃德加·斯诺创作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第四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以《毛泽东自传》之名被译者由英文转译为中文发表后，立即引起轰动，该作单行本向全国发行19天即被再版，成为人们争相传颂的畅销书。这一时期，刻画八路军高级将领形象的《八路军七将领》《记贺龙将军》《记王震将军》《聂荣臻同志》《徐海东将军》等传记广受国内外关注；以英雄模范为原型的传记文学作品，如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断片》，羽山的《劳动英雄胡顺义》等也产生强烈反响，加深了国内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唤醒和激励一代又一代革命者投身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阳光沐浴下，我国文艺园地繁花似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壮丽历程，为传记文学作品的百花争艳提供了丰厚土壤。

“十七年”时期，传记文学主要围绕缅怀革命先烈、回眸战争生涯展开叙事，产生了一大批红色经典自传和他传作品。其中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缪敏的《方志敏战斗的一生》，杨植霖等人的《王若飞在狱中》，梁星的《刘胡兰小传》，以及《真正的战士——董存瑞的故事》《黄继光》《焦裕禄传》《雷锋的故事》《王进喜》《时传祥》等单体传记，《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传记丛书，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文革”期间，传记文学创作横遭摧残，但一些潜在的传记写作如地下火种默默燃烧。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彭德怀自述》，作为特殊自传，它记述了元帅苦难的童年、暴动的岁月、寻找光明的峥嵘历程、横刀立马的革命生涯，展现了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铁骨铮铮、刚风劲节的浩然正气，为历史留下了特殊的瑰宝。

改革开放为文学艺术带来新的春天，传记文学作品如雨后龙雏，竞相迸发。这一时期，既涌现出平民视角里领袖人物的传记，如苏叔阳的《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刘白羽的《大海——记朱德同志》，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等等，又有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喻明达的《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平民传记丛书”等给普通百姓立传的作品；既有林贤治的《人间鲁迅》，闻黎明的《闻一多传》，桑逢康的《感伤的行旅——郁达夫传》，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等学人和作家传记，也有《李四光传》《华罗庚传》《熊庆来传》《林巧稚》等优秀科学家传记；既有书写民族资本家的《陈嘉庚传》《李嘉诚传》《荣氏家族》等传记，也有为新生企业家壮势的《搜索百度李彦宏》《汽车“疯子”李书福》《沉浮史玉柱》《网易掌门人丁磊》等传记；既有著名文艺家自传，如《王蒙自传》《我叫新凤霞》，也有体坛名将陈祖德的《超越自我》，聂卫平的《围棋人生》，姚明的《我的世界我的梦》，刘翔的《我是刘翔》等传记文学作品。其题材之广大、品类之繁盛、作家之众多、影响之深远，汇成传记文学创作一个新的高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主题传记文学创作成为风尚，中国作协主持的“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工程遴选出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120余位历史文化名人，为其立传；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组织开展了“一带一路”传系文学创作，全景式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界人物立传，初拟出版100卷，涉及人物1000位。引人注目的是，中共党史人物传记和当代英模人物传记出版汇成主流，“改革先锋”“时代楷模”“最美奋斗者”“感动中国人物”“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全国脱贫攻坚个人”，“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七一功勋”获得者、科学家院士等，成为新时代传记文学关注和描绘的主要传主。据不完全统计，1949至1978年近30年间，我国出版传记文学图书2960种， 2012年一年出版传记文学作品就达5744种，此后每年传记文学作品出版数量保持在6000到10000种，目前传记类图书在售251046种。传记文学恰如神鸟展翅，扶摇万里，真正成为了英国传记大家迈克尔·霍尔罗伊德所称的“文学体裁中一个新的超级大国”。

四

传记文学之所以具有巨大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它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人生的蓝本，不仅满足了对于他人生命历程的探奇心理，更重要的是满足了人们对于人生的想象、世界的想象，有益于人生经验的获得。而这一切，源于传记文学的特质，即传记文学是个人性与社会性的融合，文学与历史的结合。理想的传记文学应是“信史”“心史”和“诗史”。

历史是人创造的，是人的活动史。传记以记录传主的人生经历为己任，以“实录”为叙事原则，它不仅是传主个人生活经历的实录，而且也是其精神的写照；既记录传主个人的生活史、活动史，又记录其精神史、心灵史。同时，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他的成长发展离不开历史长河中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离不开处身其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习俗等一系列社会存在，因此，传记表层展现的是作家的人生，深广之处则连接着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正如冯骥才在《一百个人的十年》中所说：“我有意记录普通人的经历，因为只有底层小百姓的真实才是生活本质的真实。”“我关心的只是普通百姓的心灵历程，因为只有人民的经历才是时代的真正经历。”

历史又是人的精神活动，是每一时代的“当代人”对历史（当代）人物和事件的精神建构。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既是历史事实本身，具有“信史”的性质，又是后来人以“当时”的视野和价值观对历史的回望和评价，故而又具有“心史”的特质。传记文学作为文学，需要作者在遵循“实录”原则下，充分运用文学性手法还原出真实可靠而又丰富复杂的传主形象。尤其是他传，更是传记作家与传主的心灵对话，借助传记主人公的生平遭际，抒发作家个人的情怀，传达作家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在某种意义上，他传也是作家个人的自传。

为天地立心，为人民立传，为民族铸魂。我们相信，作为文学价值、历史意义、心理效用和教育功能独一无二的传记文学，在新时代必将放射出新的光华。

（作者系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