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回望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诗歌版图，其中深圳具有甚为特殊的意义。深圳是广东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和社会转型的示范性窗口，这也必然影响到了诗歌创作的整体环境以及诗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进而影响到诗人的心态以及日常生活。从时间序列上看，深圳诗歌构成了一个阶段的语言编年史和总体意义上的时代启示录，正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深圳诗歌是与改革开放的起步、探索、发展以及时代嬗变相同步的文学形态，在同频共振中诗人们积极地回应“特区经验”，积极地呼应时代、城市、工业、诗学以及人的多重命题。
在深圳这座城市，多元化的诗歌潮流、繁复形态的诗歌样本以及写作者所携带的区域身份、地方文化在40多年来引发文化界的持续关注。无论是最初的现代诗群、城市诗歌、打工诗歌还是晚近时期的新移民诗歌、新都市诗歌、新工业诗歌，无论是诗歌刊物（包括民刊）、整体生态还是在诗歌与城市空间、大众文化以及新媒体革命的积极互动上，深圳都提供了富于启示性的崭新样本和诗歌经验。
时代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动态结构，而时代与诗人之间的相互砥砺和彼此命名正揭示了诗歌发展的时代诉求和内在命题。每一个新时代的最初发生都亟须新的创造者、发现者、凝视者和反思者，而诗人正是整合时代命题和人类境遇的特殊人群。1980年代初谭日超等三人的长诗《望香港》与1997年关飞、晓籁、程学源、林晓东等四人创作的长诗《百年期待》就呈现了这一总体性视野中诗人的历史感和现实精神，这也是新时期以来深圳长篇政治抒情诗的收获。
1986年是深圳诗歌必将载入史册的重要一年。是年10月，时任《深圳青年报》副刊编辑的徐敬亚带动吕贵品等深圳青年诗人在全国发起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几百个诗歌流派迅速宣告诞生，轰轰烈烈的青年诗群以及实验性写作行动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化事件。自此，深圳成为中国诗歌的一个重心，其对调整当代诗歌的写作格局和发展趋向起到了积极作用。
“却顾所来径，苍茫横翠微。”谢湘南的诗集《深圳时间：一个深圳诗人的成长轨迹》印证了在40多年间身份殊异、风格迥异的诗人积极参与了深圳的文化建设。与此同时，他们作为“深圳人”又是这座城市飞速发展的见证者，他们的写作自然带有了个体成长史与整体性“诗史”相融合的特征。从“主题学”或“类型化”视野来进入这40多年的深圳诗歌，我们会发现“深圳诗歌”已经成为社会学和文学史意义上的专有名词，与之相关的诗歌潮流、现象、文本、刊物以及生存背景和时代场域在诗学和文化学的两个维度打开，人性、诗性与精神史、社会史彼此交织，个人与时代深度互动、对话、融合。
时代在变，诗歌主题也在变，正所谓“文变染乎世情”。90年代以来，随着大批打工者的涌入以及深圳工业、产业的发展，“打工诗歌”（“农民工诗歌”“工人诗歌”“底层写作”）成为重要的创作潮流与文化现象，互联网平台以及各种民刊对此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深圳，谢湘南、郭金牛、程鹏、许立志、蒋志武等不同代际的一大批打工诗人接连涌现，大量诗歌都与“城市”“工业”“铁”“机器”“城中村”“城乡结合部”以及“乡土”“原乡”有着密切关联。显然，他们的诗歌也在个人际遇、生命体验、心灵史与流水线生产和现代性工业文明的对话中激活了人性之力与人文之光。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中深圳诗人已不单是携带“过敏史”的“个体”，而是转换为“社会样本”“文化符号”“时代寓言”以及“阶层发声者”。尤其是新时代以来，我们经由厂区、工业园区、科技园区、城市圈层以及物流交通网络看到了庞大而多变的社会场域以及新工业和全球制造业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和变化。日新月异的都市空间、后工业景观以及速度化的现代性场域折射出复杂的现代性经验、工业文明机制、城市格局、生态文明以及时代心理的嬗变。由此，诗人必须具有强大消化能力的胃来处理当代的新题材、新主题和新经验。
从诗歌传播和媒介革命来看，从最初的BBS论坛、电子诗刊、诗歌网站到后来的博客、微博、微信、APP以及各种短视频直播，强社交媒体和电子化诗歌阅读的景观时代已经到来。深圳诗歌积极参与媒介革命和传播新变，散布在深圳各个区、街道以及工厂、高校的诗人社群以及《特区文学·诗》《边缘》《深圳诗人》《深圳诗刊》《诗深圳》《深圳诗歌》《大象诗志》《飞地》《白诗歌》《羊台山》《打铁》《好汉坡诗刊》《诗南方》《诗艺》《诗篇》《中国诗坛》等刊物在积极推动深圳诗群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相应，诗人创作心态、诗歌样态、生产方式、生产机制以及诗歌秩序、文体边界、评价体系、整体面貌都发生变化。深圳诗歌与音乐、影视、戏剧、现代舞、绘画、书法以及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等诸多领域发生了交互，诗歌的剧场化、大众化、公共化的跨界传播现象非常普遍。以“第一朗读者·诗剧场”“诗歌人间”以及“诗歌与孩子”等为代表的诗歌活动在积极探索诗歌跨界以及诗教、传播的新途径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质言之，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深圳诗歌的写作美学及其生产和传播形态以及多样化的文化功能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可能性。诗人的写作身份越来越呈现出非专业化和大众化的特征，诗歌介入公共文化空间以及大众参与诗歌的程度不断加强。与此同时，徐敬亚、吕贵品、孙文波、刘虹、孙夜、莱耳、从容、谢湘南、张尔、安石榴、潘漠子、阿翔、樊子、远人、远洋、朱巧玲、田地、苇白、吕布布、郭金牛、余文浩、宝兰、唐成茂、蒋志武、李晃、李双鱼、宋憩园、赵目珍、何鸣等诗人以多样态的诗歌观念和写作实践呈现出多元、繁复的写作景观，体现了诗人的自由意志与深沉的思辨能力，也体现出差异性的个人化的现实想象力以及修辞上的求真意志。
总而言之，40多年来的深圳诗歌在“改革开放”“城市文化”和“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格局，繁荣、多元、新变、共生、创造是其发展的关键词。40多年的“深圳诗歌”经验也有力印证了诗人既是“社会公民”“现实公民”又是“时间公民”和“语言公民”，诗歌是诗学和社会学的融合体，是自主性和社会性的异质混成结构，也是时代启示录和诗学编年史的共生。我们也期待着深圳诗歌在下一个十年或二十年能够继续创造出属于自身的传统，期待着深圳诗歌在美学创设、读者接受、公共文化空间拓展以及“世界诗歌”传播视野中获得进一步的影响力和共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