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多才子，我曾经把赵柏田先生划为南方写作的代表。他笔下叙事的轻灵，或许准确说，卡尔维诺意义上的叙述上的轻逸，让他处理任何题材都显得举重若轻，能给予阅读者感官与智性的双重满足。

有幸从上世纪90年代就和他有编读往来，也算对他的创作旅程有了一路的见证。在我初到北京，在一家报纸的副刊做编辑时，那时尚在宁波的柏田老师成为我的作者。他那时写了大量读书随笔。这在他后来结集出版的读书评论集《双重火焰》中，也得到了印证。上野千鹤子曾经评价一种评论文字，“是与自己受到吸引的、灵魂被紧紧抓住的对象进行斗争，并为了跟他说再见而写作……是一种使用他者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拐弯抹角的形式”。柏田先生的读书随笔，我认为就是这一类。阅读也是和高手切磋技艺与方法。柏田先生是非常注重写作方法论的作家。对标的是这个类型领域的高手：我们能从他一路写作中，一一认出背后的影响：史景迁、魏斐德、盖伊·特立斯、尤瑟纳尔，或者还有卡尔维诺……

柏田先生醉心于历史中人，他的《让良知自由——王阳明的自画像》，是诗性的笔触书写的先哲的心灵史，而《南华录》这本书今年又以《极致审美：晚明南方士人风雅录》的书名再次递到我的手上，又是我每次看完古代文人书画展，都会重新翻阅的书。古物与人的关系，这几年著述变多，但柏田先生的古物，更像是文化与文人的变身。其间的精细优美与欢喜苍凉，浸润于他的笔尖，这类文本天然和柏田老师的文字气质合拍，让他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汉语优雅的魅力。

谈《银魂》（浙江文艺出版社）之前先梳理这些，是想说柏田老师其实是写作的多面手。但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像是为后面的作品，提供认知与资料的储备。当他近些年把题材，切入到近代中国的转型时，这些优势就迸发出来。从《赫德的情人》开始的一系列后续，他能带着问题意识，展开多维度叩问。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个片面：从制度的建立、到人心的拷问。从革命与资本的复杂纠缠，再到《银魂》，一群银行家在世纪变局中的载沉载浮。主人公是张嘉璈，自然也带出近代中国银行家的群像。柏田先生尤其让人注意到，张嘉璈与他的同行身上所体现的权力与商业道德的博弈，他们的责任、使命与理想挫败，在当今这个时代，仍然让人对照警醒。

从《枪炮与货币》到《银魂》，虽然都是民国银行家的事，但这并不是内容上再做深填的递进文本，里面显现了一种转向，是更严谨小心地在面对材料，使之不因叙述者的有限理解而走形，同时，他又不再规避那些属于银行家的、多少有些需要用枯燥数字说话的文献资料，并在这资料罅隙中，找到叙述的节奏与呼吸。那种对人处境的细微体察仍体现于这种叙述张力之中，这充分说明，他是能穿透这些无形而庞大的资料之墙的，我想这应该是他进入银行系统增长的功力。

柏田老师的《南华录》《赫德的情人》与《枪炮与货币》我都做过访谈，如果说，在面对《赫德的情人》这样拿历史做小说想象的文本时，我是努力绕到后面，挖掘文本A之外的历史B面。那么到了这本《银魂》，我觉得就是与历史B面正面迎上。

通过这部作品，我觉得柏田老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写作策略。从前那个喜欢卡尔维诺轻逸叙述的写作者，仿佛脱胎换骨，我甚至觉得，他是把那些明显属于银行家之长、文科大脑之短的枯燥数字、经济原理，也当一种巨大的存在物在凝视，并且领悟它们密集散布于书中的意义。

关于柏田老师写作过程中的张嘉璈，因应于现实的需要，我也曾请柏田老师根据版面，截取过几个人生片段。这从另一方面也印证了，柏田老师的写作，是能和现实对话的。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时代困境与精神困境，要破局，也许要掉过头向后看。我相信，柏田先生今后的创作，依旧会替我们寻找答案，在他已经走入的历史的崇山峻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