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者：张老师好，首先祝贺您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翻看您近年来的文学研究，尽管一些作家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诗歌作品，以及一些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都是您普遍关注的对象，但显然短篇小说才是您研究的核心所在。能不能请您谈一谈，在多种文体中为何格外偏爱“短篇”这一体例？
张学昕：是的，我个人格外喜爱短篇小说这种文体。我认为，在所有的文体中，短篇小说因为对于个人经验的充分珍视，并且能够呈现、记录个人情怀如何自然地沉入大历史的风云际会，叙事中的个人经验和家国记忆能被及时地录入文学档案，构成历史或现实文本的真实编码和独特性，而理应得到更深切、更充分的重视。唯有简洁而浩瀚的短篇文本，才会更具有对时间和阅读的穿越性、穿透力。它对于现实的“瞬时记忆”，可能击穿一切虚妄和时间的磨损，走进现实和人性的深处。
短篇小说对一位作家的叙事技术要求和聚焦，以及叙述中穿透生活、呈现人与世界的能力，都有更高的要求。这种文体对作家的审美表现力，永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十几年前我曾撰文分析短篇小说，在《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0—2009年）短篇小说卷》的导言《寻找短篇小说写作的可能性》中写道：“从短篇小说写作意义和方法的角度考虑，我们可能会将形而上的东西转变成形而下的东西，把内在的东西变成外在的东西，把心灵的探寻转化为审美的表达。而短篇小说这种文体，或者说，这种叙事艺术面对世界的时候，对一个写作者的精神性和技术性的双重要求会更加严谨。同时，一部优秀短篇小说的诞生，还是一种宿命般的机缘，它是现实或存在世界在作家心智、心性和精神坐标系的一次灵动，其中蕴藉着这个作家的经历、经验、情感、时空感、艺术感受力，以及全部的虔诚与激情。当他将这一切交付给一个故事和人物的时候，他命定般地不可避免地建立起一种全新的有关世界的结构，也一定是精神境界和文体变化的一次集大成。一个作家写出一篇小说，就是对既有的小说观念和写作惯性的一个更新、一次颠覆，甚至可以说，像契诃夫、卡夫卡、博尔赫斯和雷蒙·卡佛那样，完全是在不断地开创短篇小说的新纪元。他们不仅是在世界范围内使‘小说观’发生着很大的变化，而且，从重情节、虚构故事发展为依照生活或存在世界已有的生态，自然地叙事，巧合和真实，叙述和‘空白’，情绪和节奏，精妙绝伦。进而，从戏剧化的结构发展、衍化为散文化的结构，深入地凸显真正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现代短篇小说。”这些，应该是我对于短篇小说的基本的理解和思考，也是我阅读和阐释短篇小说的审美切入点。
几十年来，中国当代作家们逐渐找到了自己与现实、存在对话的方式，形成了各自特异的美学风格，许多小说呈现出非常巧妙的构思、结构，语言的可能性也被发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像苏童、刘庆邦、莫言、王安忆、王祥夫、迟子建、范小青等作家的许多短篇小说，写得可谓炉火纯青。我先后撰写了50多位中外作家的短篇小说论，从文本细读开始，继而探究短篇小说艺术的“高度”和“难度”。这些文章大多发表在《长城》杂志为我开设的“短篇的艺术”“短篇大师”的专栏上。2020年，我为春风文艺出版社编选的五卷本《百年百部中国短篇小说正典》，算是我个人对中国百年短篇小说成就的一次“巡礼”，并向短篇小说文体致敬。
记 者：您曾经谈到，在从整体上宏观把握作家创作的宏大意义之余，更应该关注文本生成的细部空间。您在进行当代短篇小说的文体研究，也偏好捕捉作家作品细部修辞的力量，相对于理论建构，似乎更依赖细节感受。能否请您谈一谈从这个角度展开叙事研究的理由？
张学昕：我想，在理论地把握、概括作家创作宏大意义的同时，更需要关注文本的“意义生成”过程，更需竭力地去发现叙述的魅力所在。这恰恰是走进文本、走近作家本身的一个重要当口。我们不能忽略作家写作的姿态和叙事策略，以及由此在文本中呈现出的小说“细部的力量”，它所提供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和艺术含量，既诉诸了一个杰出作家的美学理想和写作抱负，也能够体现出一个作家的哲学、内在精神向度和生活信仰。小说语言的背后是艺术修辞，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修辞能够看出一个作家审美的表现力，以及对文本细部的把握能力、对文本细部修辞的精微处理，从简洁的语言流淌出浩瀚的意蕴，在作品肌理处透射出诗学价值……这些都值得我们反复琢磨、玩味。世界就是由无数琐碎的事物构成的，作家点石成金般的才华、质朴、心智、关怀和良知，与现实生活中无数细小的东西连起来，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张力场，作家在这样的场域中写作，给人的感觉就会非常特别。可以这么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作品中充满生活细节的文本，都与作家对生活的感情和爱密切相关。
小说虽然不会轻易地就从细部捕捉到一鳞半爪的所谓生活意义和本质，但生活的内在质地一定会潜隐在细枝末节中发酵，这样，就可能产生新的叙事美学。若干年后，我们即使没有记住小说文本中种种精神和理想层面的东西，但我们却牢牢地记住了一个情节，一个永远也忘不掉的细节，它总是不断地使人们在记忆中产生无尽的回味。这个细节，也可能会彻底地照亮我们那些黯淡的生活。
记 者：近年来，“东北文艺复兴”似乎成为一种比较具有热度的研究话题。在您的研究脉络中，也有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学东北”视野，无论是迟子建、阿成、金仁顺，还是以班宇为代表的“铁西三剑客”，都是您近年间密切关注的东北作家。您认为，以东北作为方法，能够给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什么重要价值？
张学昕：实际上，百年东北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流淌的精神、文化变迁与发展的历史。在这里，东北地域及其文化精神的蕴藉，承载着这幅文学版图之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伦理和民俗，呈现出东北的天地万物、人间秩序、道德场域，还有人性的褶皱、生命的肌理。在许多作家的文本里，我们已经看到近现代、当代中国的“大历史”，如何进入到每一位东北作家的内心，又是怎样地构造宏阔的历史深度。现实、历史、时代，以及人性、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些作家的文学想象和叙事中，呈现出东北叙事的雄浑和阔达。“东北的本土作家”迟子建、阿成、金仁顺等，面对世纪之交的东北当代历史与现实，以百年历史和现实中的故乡为创作蓝本，以历史和美学的目光，审视和描述大东北的“前世今生”，许多文本都显示出文学对现代性进程中东北故事的文化、心理、精神的修辞。
当下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我们今天的时代里，如何来讲述新的东北故事，以接续《呼兰河传》《生死场》《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东北文学的叙事传统和风格，这是新一代东北作家的责任和使命。我看到，班宇、双雪涛等新一代东北作家的文本表现出的不仅仅是我们时代的某种精神的隐痛，而且是一个超越了“代际”的整体性的时代、社会精神状况。他们虽然并没有从“启蒙”“唤醒”的视角切入当代现实和精神视域的情景，但是，他们从对东北的盛衰、发展、振兴以及转型期强烈“阵痛”的感受、想象、文本整饬中，抒写出几代人谋求东北振兴的“前世今生”。他们的作品既透射出以往历史、现实之谜的讯息，也展示着一群在复杂的当代现实处境中，在历尽辛酸、看遍“繁华”的感喟之后，不畏生活的艰难，不屈服于市井磨难，在俗世人生中进行命运抗争的底层形象。新一代的东北作家写出了他们整整一代人的身体、心灵际遇。这里，既有青春话语特有的秉性、气息，更有立足于人道精神标尺的执着坚守。也许，正是以这些年轻东北作家的崛起为起点，东北叙事将向世人展示出“文学东北”的新风貌。
记 者：“作家论”和“作品论”相比，是一种更为特殊的学术研究范式。在上世纪30年代，已经出现了茅盾的《徐志摩论》、胡风的《林语堂论》、苏雪林的《沈从文论》，以及李长之的《鲁迅批判》、钱杏邨的《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等，这些“作家论”成为了现当代文学史写作和学科建构的重要资源。对您来说，“作家论”这种研究方式，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又有着怎样的写作难度？
张学昕：重视、聚焦中国当代优秀作家的写作，始终是我阅读、评论和研究最重要的审美选择。只有选择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作为研究、评论的对象，才能体现出研究视域、研究纵深度的自我期待和诉求。莫言、苏童、余华等作家以及更多杰出作家，构成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山大河”，他们的写作及其文本存在形态，代表着当代文学的景观和创作格局。我想，“作家论”作为一种研究方式，能够更好地呈现这些作家如何完成其个人文学个性风格和面貌的生成、变化，及其在审美层次和审美意义中的不断发展和递进，进而日渐突破和超越自我，形成独具辨识度的叙事风貌和自我的风格与气度。
“作家论”的研究，需要批评者具有持久的耐力，长期跟踪作家的创作，在文学的范畴内保持与作家的对话。同时，批评者还需要以敏锐的洞察力做出“准备经典”的努力，文学批评的工作可能需要有更早的对作家、文本的第一阅读和“预判”。在这里，我做一些也许不太恰切的比喻，评论家第一时间面对作品的时候，可能需要进行大胆的“淘洗”“排雷”或“清扫”。最初的审美判断，具有一定的冒险性，第一时间的审美也有“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近距离“盲区”，需要经过第二层面“文学史”写作的丰富、完善、修正，甚至更改。当然，这些还涉及文学与现实、时代的审美关系。
无论怎样讲，我们都有责任保护我们时代那些好作家、重要作家，应时刻做好“发现经典”的工作。我相信，“作家论”这种批评体式会“助力”优秀的作家作品“准备经典”“走向经典”。在复杂的历史空间和现实维度里，我们去不断地在作品中，在文学视阈下找寻、发掘那些可以被定义为“经典”的文学元素和可能性。我想，我坚持多年以这种方式参与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至少对未来的文学史写作或经典的确立，尽到一个批评家应尽的责任。因为，我们一直在“准备经典”的途中。
记 者：此次获奖的专著《中国当代小说八论》论及莫言、贾平凹、阿来、格非、迟子建、苏童、麦家和余华。不过，这只是您文学研究涉猎的一小部分作家对象，请问，除此之外，您有计划进一步完成其他哪些作家的“作家论”吗？
张学昕：继《中国当代小说八论》之后，2022年我又在《钟山》杂志发表了《东西论》和《叶弥论》。我还会继续关注那些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从作家创作的整体状况和多层面去把握他们的审美实绩。所以，“作家论”“作品论”我会一直持续下去，《阎连科论》《胡学文论》《鲁敏论》等都在我的写作计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