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并明确强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讲好中国故事既是增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客观需要，又是持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与国际话语权的必然要求。在讲好中国故事过程中，文学艺术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讲好中国故事，关键在于如何“讲好”、在于“讲好”的途径和方法。
坚定文化自信自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的和平崛起在国际社会引发了愈来愈多的关注，世界渴望更好了解中国，解码中国经验与中国模式，了解两大奇迹下中国人民的生活变迁与心灵世界，知晓中国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与民族特性等。讲好中国故事，可以充分满足国际社会的这些需求，推进中国文明与世界其他国家文明之间的交流互融、互学互鉴，让世界文明的花园变得更加姹紫嫣红、生机盎然。讲好中国故事，关系到中国形象的对外展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问题。因此，文艺工作者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自强，着力抒写多彩的中国、进步的中国、团结的中国，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人无魂不立，国无魂不兴。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文化自信自强，就不可能创作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没有文化自信自强，就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平等交流。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作家绝不能“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
坚定文化自信自强，需要深刻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保持对中华文化价值及其生命力的高度自信，并将其活化为当代世界的文化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中国人思想与精神的内核，而且对解决全人类问题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学经典蕴含着丰富的命运共同体理念，迄今仍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展现了中国古人对理想世界的构思，“以和为贵”、“协和万邦”体现了中华文化对和谐关系的崇尚，“亲仁善邻”给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具体准则，“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突出了合作共赢的价值趋向，“天人合一”呈现了对生态环境的尊重，如此等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文艺工作者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化经典，把中华美学与当代美学进行有机结合，激活中华文化内在的强大生命力，以具有中华审美风范的故事形态为人类提供精神指引、为世界贡献华彩篇章。最近几年，《唐宫夜宴》《只此青绿》等“国潮”与“国风”类文艺作品蔚然成风，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力量。
增强中国故事魅力
回顾文学史，不论是中国文学还是西方文学，对人类命运的书写都源远流长。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一部文学史即是一部人类命运的探索史。世界文学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美学实践，发挥着沟通人心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对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世界文学大家庭的一员，中国文学应进一步深刻地参与到这个进程中去。历史上，中国故事在世界文学中的传播积累了良好基础。一部《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中国的繁荣昌盛，激起了西方世界对东方大国的强烈向往。一篇《赵氏孤儿》戏曲，展示了文明中国的形象，引发了欧洲“孤儿”改编的创作热潮。一本《狄仁杰断案全集》小说，描画出唐代名相狄仁杰的聪明才智，成为了欧美国家了解中国文化的畅销书。另一方面，西方杜撰的专事丑化中国人的故事，产生的负面影响亦不容小觑。正因此，我们更加要注重发挥文学的正向作用。文学的力量如同春风化雨，潜移默化地形塑着人们的认知、思想与审美。现今，不论是接续中国故事西方传播的历史佳话，还是克服西方编造故事所酿成的形象歪曲、思想傲慢与审美偏见，都需要用心、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讲事实才能说服人，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情感才能感染人，讲道理才能影响人。”只有经过形象化与情感化的文学承载与文学转换，只有经过文学性与审美性的调配与浸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中国梦的故事、中国人的故事、中华优秀文化的故事、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才能行之久远、深入人心。与分别作为经济学与社会学范畴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相比，“中国故事”本身就可以看作一个文学范畴，它“以文学的形式凝聚中国人丰富而独特的经验与情感，描绘出中华民族在一个新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并想象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与未来”。与新闻报道、文化宣传、哲学社会科学不同，文学艺术讲述中国故事自然以文学性、审美性见长。相比之下，文艺可以给外国民众提供了解中国的独特视角，使其在审美过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因此，文艺工作者要摒弃浮躁，不断修炼“内功”，提高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与本事，用精湛的艺术增强文艺作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坚持异化翻译策略
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对外翻译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为传播中国文学与文化，组织出版了《中国文学》、“熊猫丛书”与《大中华文库》等当代文学与传统经典的译介著作。其中的有些书籍在西方接受程度并不高，效果也不够理想。一些学者将此归因于使用了异化（直译）的翻译策略，而未能采用归化（意译）的翻译方式，从而迁就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与阅读期待。这种观点常常举出的力证是，《红楼梦》的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与霍克斯译本收获的反响相去甚远。霍译本的流行确实得益于它更为符合英语的诗学标准，得益于它更为迎合英美国家的普通读者。但作为文化输出的一方，“我们不能为了迎合西方‘读者’而刻意淡化甚至改变自己的意识形态。这是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做的事”（张春柏教授语）。如果要主动或被动地投合西方读者，求得一时的流通，就难免会不同程度扭曲自己的文化，甚至以西方文化来剪裁、覆盖中国文化，这样的翻译作品就多少要打折扣，就不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当《丰乳肥臀》中的“观音菩萨”被译为“圣母玛利亚”时，的确可以使西方读者理解起来更为顺畅，不过，“中国文学本该所具有的民族特性与审美取向在这种替代中消失殆尽”（乔国强教授语）。两位女神意味着截然不同的文化精神，难以相互等同。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异化与归化不可能“一有”而“一绝无”，而是同时并存、相辅相成。关节在于，作为翻译的指导原则，只有以异化翻译为主，才会尽可能忠实于原作，最大程度地保持文化的原貌与纯正，这关联着文化安全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
异化翻译策略不仅是从“讲”故事到“讲好”故事的内在要求，还是文化全球化时代的必然选择。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吸引力日益增强、传播范围日益广泛。当今世界，跨文化交往频繁而深入，正如中国读者不会再满足于林纾那种不时添油加醋的翻译一样，西方读者也不会再满足于霍克斯时代的所谓的“创造性翻译”，而是更期待阅读原汁原味的中国故事。同时，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读者逐渐具备阅读这种故事的文化背景与理解能力。以往需要归化翻译才能被读者青睐的故事内容，现在完全可以通过异化翻译而被他们接受。
讲好中国故事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创作、翻译、批评与传播等多个层面协力同心，形成合力。以上所论之外，讲好中国故事还需留意两点。其一，对于翻译出去的文艺作品，国际性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要及时跟上，争取扩大其在国外文艺界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从而使中国故事能够切实有效地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分子。其二，中国故事的域外传播既要重视在面上铺开且有一定的数量，又要有明确的针对性并提高传播质量；既要借助日新月异的技术，又要避免过度依赖技术；既要能“走出去”，又要能“走进去”。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它是一项长期的事业，需要扎扎实实、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作者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