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野望》的日常叙事诗学
□王春林
尽管《野望》采用了与《陌上》迥然有别的以翠台为视点人物的焦点透视方式，但有一点与《陌上》一脉相承的。这就是付秀莹所聚焦表现的，依然是芳村的那些不起眼的日常琐事与杯水风波。正如曾经的《陌上》一样，《野望》也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几近于“无事”的长篇小说。遍布于全篇的，不过是视点人物翠台眼中所看到的芳村那些鸡零狗碎式的家长里短。但也正是在这些家长里短的呈现过程中，不仅人性的曲折幽微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且也更是看似不动声色地刻画塑造出了若干鲜活灵动的乡村人物形象。其中所凸显出的，既是付秀莹对乡村女性的熟悉和了解，又是她突出的艺术表达能力。
因为《野望》是《陌上》的姊妹篇，所以其中的一些人物和故事很显然上承《陌上》而来。比如建信媳妇的故事。原来的建信身为芳村的一把手，在村里有着一言九鼎的权威。这种权威突出地体现在建信媳妇娘家侄子办婚事时的大操大办上。这场婚事差不多惊动了芳村大半个村子的人。究其根本，还是因为建信一把手身份的缘故。然而到了《野望》中，曾经一度不可一世的建信失去了权力，再加上身体的不给力，竟然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眼看着整个家伴随着建信的失势就要败掉，这个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支撑了门户的，竟然是以前那个看似一贯养尊处优的建信媳妇。举凡家里家外、累活脏活，任是什么样的生活困难都难不倒她。看上去很是有一点“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意味：“人们倒都对她敬服得不行。这人哪，从低处往高处走，难。从高处往低处走呢，更难。”就这样，虽然花费的笔墨并不多，但一位生性特别刚强的乡村女性形象却已跃然纸上了。
当然，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人物形象还是那位身兼视点功能的乡村女性翠台。小说《陌上》中，曾经将其与本家嫂子香罗一起被作家以对比的方式进行过相应的描写。“翠台是那样一种女子，清水里开的莲花，好看肯定是好看的，但好看得规矩，好看得老实，好像是单瓣的花朵，清纯可爱，叫人怜惜。”而“香罗呢，却是另外一种了，有着繁复的花瓣，层层叠叠的，你看见了这一层，却还想猜出那一层”。所谓“规矩”“老实”的单瓣花朵，说明翠台是当下时代一位恪守家庭本位的传统女性；所谓“层层叠叠”“没有章法”的繁复花朵，说明香罗是现代经济社会浪潮冲击袭扰下的乡村传统伦理的“叛逆者”。想不到的是，即使是如同翠台这样一位传统女性，到了《野望》中也会因为自己那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乱麻似的家事而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之中。
困境之一，是儿媳妇爱梨因为和儿子大坡闹矛盾跑回娘家怎么都唤不回来。小说开篇第一章这一难题就已经显豁地摆在了翠台面前。因为工作没有着落，“大坡天天在家闲着，花销又大，只出不进。……这一回吵得厉害，大半夜里，爱梨抱着孩子回了田庄，说是要离婚，非离不可”。翠台他们家这一下子可就乱了套。眼看着到了农历的年根儿，首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赶紧想方设法去把爱梨“请”回家。然而，因为爱梨的娘家特别难缠，小说的前两章都在围绕如何想方设法敦请爱梨回家而展开，而且因为其中的一波三折，遂使得这一部分产生了某种类似于“三打祝家庄”或者“三请诸葛亮”那样的感觉。“在芳村，凡是这样的事，都是请院房里的妇女，能说会道，干净利落，上得了台面的，去上门说和，也是恳请的意思。”没想到对方竟然提出了刘家一定得在城里买一套房子的要求。几天后，“又托人请了两回，那边还是早先这话。翠台渐渐就把一颗心灰下来”。关键问题是，因为丈夫根来是一个老实本分、遇事没有什么主张的庄稼汉，所以家里的这一切负担便都落到了翠台身上。眼看着时间到了腊月二十三，依照芳村一带的习俗，出了门的闺女是不兴在娘家门上过小年的，所以到腊月二十这一天，翠台便再度打发臭菊和小鸾她们去田庄敦请爱梨。没想到，爱梨她妈却依然不肯松口。万般无奈下，腊月二十二时翠台只好不情不愿地去劳烦本家嫂子香罗，到最后也落了个铩羽而归的败兴结局，让翠台陷入到了特别失望的状态之中。令人称妙处在于，付秀莹在这个时候却把自己的笔触一下子荡开去描摹自然风景：“翠台看着她的车一溜烟开远了，还在风里怔怔立着。天上黑黢黢的，没有月亮。星星东一颗，西一颗，一闪一闪的。风从野外吹过来，寒冷刺骨，把村庄都吹彻了。路灯还孤单地亮着，跟天上的星星遥遥呼应着。”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这里看似在描摹自然风景，实则每一个字眼都直指翠台此时此刻那灰暗之极的痛苦心境。同样出人意料的是，虽然数次登门敦请都没有效果，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腊月二十六的时候，爱梨竟然主动给大坡发微信，要他去接她们娘俩回芳村。一场曾经令翠台百般努力都无解的家庭矛盾，就此得以破解。
困境之二，是一家六口人的生计问题。尽管爱梨的问题解决了，但翠台他们一家人的日常生计却依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翠台一家，包括她与丈夫根来、儿子大坡、儿媳妇爱梨以及孙女小妮儿，还有远在外地求学的闺女二妞。尽管二妞可以依靠勤工俭学养活自己，但剩下的五口人却依然面临着解决日常用度的问题。只要看一下小说中的细节，这种困境就可想而知。比如翠台和爱梨的一番掏心窝子的对话：“我盘算着，大坡也找活儿去，咱俩呢，一个人领孩子，一个也出去找活儿，你看怎么样？爱梨不说话，只是抽抽搭搭地哭。翠台说，这样，要是你出去上班，我情愿在家领孩子，你放心，我把孩子弄得好好的。你们挣了是你们的。爱梨还是不说话，鼻子一抽一抽的。要是你不愿意出去，你就在家领着孩子，我出去找活儿去。我挣了工资，咱们对半儿分。爱梨还是不说话，撕了一块卫生纸擦眼泪。翠台说，我挣了工资不能全给你们，你们也清楚，我外头还有账哩，你们过事儿时候借的，这都好几年了。还有，二妞还念着书哩，供个学生，也得花钱。爱梨不哭了，把那团卫生纸揉来揉去，揉成一个小球，拆开，又揉。”毫无疑问，无论是大坡和爱梨他们夫妻俩之间的矛盾，还是翠台的一番苦口婆心，从根本上说，全都是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不理想的缘故。正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身为当家人的翠台，其压力之大自然可推想而知。
困境之三，是前面提及的外债欠款。当年，为了筹办大坡的婚事，翠台和根来曾经向亲戚朋友借钱。其中的两个“大债主”，一个是本家嫂子香罗，另一个则是翠台的亲妹子素台。相比较来说，小说中有关素台的文字更为丰富充分。比如由妹夫增志厂子所遭遇的困难，翠台和根来他们俩马上就联想到了自家的欠款：“根来说，更何况，咱们还借着他们钱呢。就是大坡过事儿那年。翠台不说话。根来说，哎，你怎么了？翠台说，想事儿哩。翠台说咱们那账，也有好几年了。他们要是真出了事儿，咱们也不好装傻呀。根来不说话。翠台说，可咱拿啥还他们哪。”正所谓“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与这一细节相应的，则是素台当着姐姐翠台的面对婆婆的一番抱怨与哭诉：“开了厂子，当起了老板，一大家子倒都看见他增志了。早些年都干吗去了。咱这院房又大，人又多，杂七杂八的事儿，哪里少得了增志？借钱找增志，使车找增志，遇上点儿事儿就都想起增志了。可眼下，厂子遭了难处，有谁过来问一句？躲还来不及哩。”素台这一番充满怨气的话语中所道出的，正是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彼此交织的残酷现实。尽管翠台和素台是嫡亲的姐妹，然而一旦涉及金钱来往，即使是真挚的姐妹亲情也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和伤害，更遑论其他。
综上所述，虽然我们也仅只是抓住小说中若干人和事展开分析，但《野望》所具备的那种日常叙事的诗学特征却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系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世俗的热烈
□李建周
与《陌上》相比，《野望》的故事性有所减弱，但却具有更强的阅读冲击力。小说凭借一种不可遏制的语言的力量，勾勒出一派生机盎然的乡村日常景观。迎面而来的生活气息让人流连忘返，世俗记忆穿越重重帘幕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这种充满烟火气息的生活方式，或许可以治愈被各种焦虑围困的城里人的现代病。
对我而言，付秀莹的小说有一种陌生的熟悉感。熟悉是因为书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是我所熟知的，都是藏在记忆深处的。陌生是因为如此大规模地将家乡的方言土语文学化，实属罕见。付秀莹的小说几乎是全景式地对冀中南乡村生活样貌进行复制和重组，地方记忆如此真切地呈现在面前，让人感到的是一种炫目的文学效果。整部小说涌动着的是清明上河图式的生活画卷：一幕幕熟悉的场景如在眼前，一个个家乡的亲人如在身边，一句句温暖的话语如在耳畔……小说真切还原了热气腾腾的俗世烟火，挽留了慢慢远去的大平原上的乡村生活。这种写作方式与文学现代性的探求反差很大，很长一段时间被有意无意忽视了。
虽然有明确的二十四节气更替的时间线索，但是小说的推进靠的是一种强大的语言的力量。它是一种从日常口语中烧制出的散发着乡野气息的语言。它们在作家笔下快速繁殖、衍生、转化，生活中的一切仿佛都被裹挟着进入巨大的语言漩涡，一个让我感到那么熟悉、那么亲切的漩涡。小说的动人之处不在于故事本身，而是滔滔不绝的语言洪流呈现的真真切切的日常生活以及背后细密的经验肌理、细腻的情感波澜。曾几何时，日常生活成为我们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改造对象，可是它所固有的平庸和渺小又是那样真切地围绕在我们身边。它的异质性和现代社会的关系错综复杂，一有机会，日常生活的世俗领域就会在各种缝隙中生长，并从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中渗漏出来。付秀莹的小说依靠语言流的裹挟感，携带活生生的生活细节，描摹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动人心魄的场景以及绵密细致的人情事理。久违的生活经验在一个新颖的文本空间被敞开和照亮。在这样的语言王国中，人的感官几乎全被打开，沉浸式的乡村生活体验在周身蔓延。
付秀莹没有让自己的现代性体验干扰笔下的人物，没有在他们身上强行捆绑某种个人化经验，而是让他们回归到一种本真自在的状态。他们几乎被日常生活的节奏所包围，每天要面对的就是一件一件需要处理的事情，一个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他们被裹挟着忙碌着，甚至来不及判断、来不及分辨。对于他们而言，生活本身的力量是强大的，内在的生命逻辑是自洽的，几乎不需要探求个体的生存价值。在世事周转的关系网中，芳村人与世界建立了一种紧密的关系。这个强大的关系能将人的自我压缩到一个很小的空间，每个人都成了这个空间的一个节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情事理，让每个个体都变成了集体生存的一部分。个体焦虑几乎不会在他们身上出现，他们有忙不完的家长里短、忙不完的大事小情。一派生机勃勃的日常景观构成了一个自足的世界，每个人都在和他人持续的互动中获得一种内在的安全感。
对《野望》的阅读部分矫正了我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偏爱。长期以来，我的文学偏好离自己土生土长的乡村越来越远。我一度沉迷于先锋文学的紧张感，沉溺于孤独个体生命展开的爆发力。不过这种探求总是和自己的生活发生着冲突，与生我养我的故乡越来越失去了对话的能力，剩下的是一种格格不入的局外人感受。或许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现代主义文学仍然是个“早产儿”，芳村的土地上涌动着的依然是生生不息的俗世烟火。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乡土的陌生人与归来的主人翁
□顾奕俊
我们似乎很难将《野望》归入传统意义上“乡土文学”的范畴，由此也延伸出了一个需要关注的议题：当下很多人所讨论的“乡土文学”，究竟指涉的是怎样的“乡土”？
先看《野望》。《野望》以芳村妇女翠台的日常视角展开。翠台生于芳村、长于芳村，她的生活几近未曾长久地离开过芳村。不过有意思的是，翠台尽管熟稔芳村的一切且为人处世精明泼辣，但很多情况下她似乎更如同芳村的陌生人。应注意到，有关翠台的心理动态与言行表现，小说《野望》频繁使用的一个字是“恨”。她“恨”丈夫根来的执拗与懦弱，“恨”妹妹素台的没主见与使性子，“恨”儿子大坡的不争气，“恨”女儿二妞的不成体统，“恨”邻里之间的闲言碎语。似乎芳村既有的世情面貌都令翠台不由不“恨”。但此处的“恨”又并非通常所理解的极端化的情感属性，而是暗含着一种混合强烈焦虑感的特殊的情感结构，其背后反映出的是翠台、根莲、喜针等“老芳村人”，在乡土因特定情势中形成的新的社群秩序面前的隔阂。
需要指出，现今多数乡土小说呈现的“乡土”，实质上是被20世纪中国文学史接管的“乡土”，而不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形成的变动转向的乡土空间，继而也就出现了付秀莹提到的“终究是把小说弄得狭窄了，僵硬了”的问题。当依循相应文学史法则的小说家们看似驾轻就熟地叙写“乡村”“乡情”“乡民”时，他们勾勒的乡土景象其实与同期的乡土现实有显而易见的割裂感。而《野望》里翠台等芳村妇女因与新的人伦关系之间的冲突而产生的困惑，反而击中了这个时代当中乡村社群结构的内核。而借由《野望》，能清晰地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风起云涌的乡土中国，已然是被强行嵌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屡屡强调的“城市/乡村”这组结构关系的一环。具体到芳村，“城”与“乡”的那种始于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不断被凸显的差异性，实际上已在趋于弥合。而结合上文引申出的“芳村的陌生人”这一说法，这也是由于作为乡土的芳村，正形成城乡交互以后的空间结构与情感结构的重置。在此前提下，如果“芳村的儿女们”依旧保留的是传统农耕的思维逻辑，她们在芳村之中就必然是局外人。
小说《野望》后半部分强调的，正是“翠台们”怎样从乡土的陌生人转为归来的主人翁。丈夫根来养猪为业，却因瘟疫损失惨重，儿子大坡一直以来浑浑噩噩，没有稳定工作，包括儿子儿媳之间无休止的家庭闹剧等，都是让翠台烦恼不已的“账”，而这些恰恰成为翠台一家重新调整内部家庭关系与外部社会趋势的契机。如传达至芳村的新政策、新思路，推动根来、大坡、增志、素台等人形成生活自救与精神自救。根来便是在政策学习与技术培训期间，使翠台感受到“好像变了个人似的，说话一套一套的，又是政策，又是技术，头头是道”，至于向来令翠台爱恨交织的儿子大坡，“说话，做事，竟然一板一眼，有模有样的了”，这些新变无疑是因芳村的“新的气象，新的风貌，新的格局”而出现的。但付秀莹叙写相应人物的“变”的同时，也没有强行抹去这些人物固守的一面。事实上，至小说结尾处，缠绕于翠台精神结构深处的某种“不变”的因子，使得她在听到女儿二妞大学毕业后有志于回乡建设时仍然会“气得嘴唇哆嗦”，并以“庄稼主子”的身份口吻直言“我活了半辈子，走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这对母女关乎未来职业规划的争执，实则也映照出以“芳村”作为特定考察对象的中国乡村的新故事、新经验，也即我先前指出的为何芳村会是“广阔天地”。正是母女在“桥”与“路”之间的分歧、“芳村的儿女们”在“庄稼主子”与“新芳村人”角色关系之间的矛盾与重新审视，促成了“芳村世界”充满新颖感的叙事方向。芳村指向的“广阔天地”，是交织着各种新与旧、变与不变的意味深长的空间场域，而付秀莹在《野望》里对芳村家长里短的细致书写，恰是以其对长久以来关乎乡土中国的偏见的有意识悖反作为基底的。《野望》写出了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中国广大乡村的更深层次也更多元的现实面向，而“芳村的儿女们”在情感结构维度呈现出的复杂性，他们从乡土的陌生人转变为归来的主人翁的努力，也是“芳村世界”引人关注的缘由所在。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现任职于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