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始做编辑的那一刻算起，我进入出版业已经快九年。九年，正好是义务教育的学年，是把一个懵懂的孩童教育为初步形成自我价值取向的青少年的法定年份。这大概正是一个隐喻，从业九年，我也逐渐从一个单纯的阅读爱好者变为一个有自己倾向和职业能力的阅读产品生产者。

从报社到出版社，从output到input

在做图书编辑之前，我是一名记者，终日奔跑在新闻现场，见不同的人、聊不同的事、写不同的报道。虽然这份工作让我与人直接连接起来，我也因为文字获得了许多赞誉，只是一页页报纸翻过去时，我感觉人生也随之翻篇。那时每天的行为模式非常固定：找选题、约采访对象、采访、写稿，周而复始，我陷入了一种长期输出（output）的状态，文字在键盘上翻转，而我永远在奔波。

做了两年记者，我选择休息一段时间，给自己放了长假，过了一个间隔年。那段时间，我囿于厨房与山川，靠着一些约稿赚点稿费维持生计，身心俱在流浪，唯有阅读这件事一直是确定的存在。

有些事真的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在我辞职半年之际，正在张家界的大山里，报社同事给我发来了凤凰出版集团的招聘信息。我完全没有犹豫，买了回南京的机票参加了一系列的笔试、面试。每一次流程间隔时间都很长，每当我忘记这件事时，又会有通知抵达我——恭喜你，进入下一轮。就这样到了2014年6月，我终于正式入职江苏人民出版社，成为一名图书编辑。

真正来到了出版社，对我冲击力最大的是工作模式的转换——从output到input。做记者时，我必须随时随地接受信息转换成新闻稿，每日截稿时间就是当天的“圣旨”——我在出租车上、马路旁、华山脚下甚至宁夏大山里的猪圈旁都写过稿。而在出版社，一切都慢下来了，我必须让自己沉静下来，认真地读每一个字，确保接收的信息无误，修改稿件时也必须做到心中有尺、笔下有度。出版社的工作是一份持续的输入（input）状态，编辑必须时刻保持学习的自觉，学习包括而不限于当下编辑的文稿本身、作者的研究领域、书稿引证是否正确、相关参考文献、学科最新动向与发展趋势等等。

责任编辑的“责任”到底是什么

做记者有记者证，做图书编辑也有图书编辑证。入职一年后，我如愿持证上岗，能真正在书上署名“责任编辑”，至于这个“责任”二字到底意味几何，我也是在工作中才逐步了解。

很多人确实对“图书编辑”的工作内容有很多枯燥或浪漫的遐想，比如认为编辑就是找错别字的；或者认为编辑就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新媒体营销兴起后，编辑又似乎成了朋友圈疯狂转发卖书的人。

编辑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我想用“产品经理”来解释最合适，编辑是为终端用户（即读者）服务，负责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图书编印发）的人。“责任编辑”之“责任”对于一本书来说，可以说就是负全责。内容上如错别字、知识性错误那固然是编辑的责任，形式上选择什么样的设计、达成什么样的装帧效果也是编辑的职责，印厂有没有如期交货、印装工艺有没有做到位还得编辑多盯着多交代，后续上市宣传选择什么渠道、用什么文案那也是编辑工作的应有之义……一本书里的每一个标点符号、每一滴油墨、每一张纸都是编辑之责任。

没做编辑之前，我自然也无法想象原来在出版社也会遇到提出要求“五彩斑斓黑”的甲方，也会有胡搅蛮缠而又自信文章天下第一的作者，甚至还可能和一些单位机构产生长久的拉锯……我常常自嘲，“声色犬马”这四个字，前两个字倒是没怎么见过，后两个字却是每天都在践行。可做编辑的幸福之处在于，当你拿到自己倾注心血、投入感情做的图书实体时，当你接收到来自读者的反馈时，一切都值当了。

做一本图书就好像朝虚空里扔了一个漂流瓶，你不知道它会抵达哪里，但你知道它一定会引发波动，也许将来某一天，这个漂流瓶又会带着别的信息回到自己手上。

我时常收到这样的漂流瓶。

在《我们深圳四十年》新书发布会的现场，我碰到了看到目录便轻轻吟唱的读者，那是因为这本带个人色彩的主题读物，采用编年体形式，每年的标题便是当年最流行的歌曲名；《退休后：50岁之后该如何生活和老去》出版后，我接到了来自新加坡华人作者委托亲友打来的电话，后来我们互通邮件，探讨国人的退休生活该如何规划；《中国古城墙》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参展，在《新闻联播》里一晃而过，我高中的地理老师看到了，等图书上市特地买了一套……更别说因为这个职业，我与许多作者成为忘年交，“90后”的编辑与“30后”作者battle起来，可一点不会气短甚至还会决不让步，于是有了《我与译林：半生书缘一世情》《面孔：1950—1980年代》《运河两岸有人家》这些融合了两代人趣味的图书。

一本书被看到、被理解甚至被误读，都有思想在流动，而编辑最终的“责任”就是不曲解地呈现作者的意图，甚或用编辑手段和呈现形式加上自己的信息。

作为内容从业者，永远面对“有无价值”的拷问

选择做记者和选择做图书编辑的理由一样，我喜欢和这个世界直接产生关系。作为内容从业者，永远需要经受的折磨是，你必须问一问自己：你在做的事情有没有价值，你的工作对这个社会是有意义的吗？不夸张地说，我时常陷入自我信任危机，特别是在不确定性激增的这三年，作为人文社科图书的编辑，免不了会想：我们出这些书有用吗？既不能治病，也不能充饥，看多了还惹人胡思乱想，摆在哪都占地方。最终还是读者给了我们勇气，还有人在买书，还有人在给出评价和感受，还有人会找到我说“喜欢这本书”，还有人会追着新书预告问什么时候出版……这些来自读者的善意，确证了我们不是在做无用的事。

做编辑带给我的是什么？是一份获取劳动报酬的工作，一个能与人发生思想连接的物质载体，一种终身学习吸收未知的通道；甚至它还给我带来了一些不可逆转的习惯——让我精神和躯体都十分“突出”——信仰科学与知识，以及承受腰椎间盘突出症带来的疼痛。我正是躺着写完了这篇稿子，但身体可以躺平，而精神永不。

（作者系江苏人民出版社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