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茅盾载浮载沉的人生岁月中，北京是他居住时间最长之地。他在此度过了人生后半程岁月，先后出任文化部长、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位，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与文学影响。此后30余年里，他亲历、见证了中国新文学曲折、复杂的发展进程。

“茅盾与北京”关系研究，不仅仅指涉地域文化层面，更是探索茅盾作为作家、社会活动家进行文化文学活动的相关研究。其中有很多重要命题值得我们深入探索，比如茅盾与作协体制、茅盾与文学刊物建设、茅盾对青年作家的培养等。“茅盾与北京”关系的深入细致探索，能让我们从外在社会机制与内在心理构成等各层面，深度感受这位20世纪中国伟大小说家的精神世界，当然也能体会与理解人们常说的茅盾的“矛盾”现象。

茅盾在繁多的社会性、事务性工作之余，并没有抛弃自己的安身立业之本，仍坚持“务正业”，笔耕不辍持续写作，为文学艺术发展付出很多心血。涂光群的《茅盾在作协往事》以普通同事的视角，回忆了茅盾出任作协主席期间的工作经历。该文介绍了茅盾以极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事无巨细地支持作协的各项工作，他曾大力扶持茹志鹃、陆文夫等青年作家，支持和欢迎有才华的文艺青年。该文还记录了《人民文学》刊载林斤澜、蓝珊等人作品的轶事，由此肯定了茅盾精准把握文艺报刊收录标准的能力，赞扬了他敢为人先、勇于担当且慧眼识珠的品质。李广德、涂光群、钟桂松、周逢梅等人通过史料梳理和论证，高度还原了茅盾担任文联副主席期间的工作场景。李广德的《茅盾在文联的领导岗位上》汇总了30余篇茅盾关于电影、戏剧的评论文章和讲话，赞扬了茅盾在领导岗位上呕心沥血的工作态度。另外涉及到的研究成果还有钟桂松的《试论茅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历史贡献》、杨扬的《茅盾与第一次文代会》《茅盾先生和中国作家协会》等，这些文章从侧面回顾了茅盾在作协等工作岗位上的经历。近些年来对于茅盾这段工作经历中的专题性研究不多，但是对于作协的重要活动，如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及相关研究成果相当繁盛，可见茅盾间接推动了当代文学创作活动以及文学批评的发展工作。

茅盾对于《文艺报》和《人民文学》的创立、选录和改版厥功至伟，同时他依托《文艺报》发表了大量卓著的文艺论著。有关他与《文艺报》的史实研究颇多，其中洪子诚的《百花时代下的〈文艺报〉风雨》，详细介绍了《文艺报》的编委会构成和改版始末。黄发有的《〈文艺报〉试刊与第一次文代会》一文从文艺制度的构想和茅盾建立除旧布新的话语高地，以及文艺评奖工作等方面，肯定了《文艺报》的文献价值和文学史意义。此外，董颖的《新中国文艺体制确立的风向标——对第一次文代会筹委会主办〈文艺报〉的考察》、王琳的《从1950年代初的〈文艺报〉看“英雄人物”创作模式的建立》、商昌宝的《同为主编 不同境遇——茅盾编辑生涯纵论》等均涉及茅盾与《文艺报》的创刊编辑风格研究。

茅盾后期的文学批评活动也在《文艺报》相继展开，1958年《文艺报》刊登了茅盾论析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理论问题的著作《夜读偶记》，现今有关《夜读偶记》的相关研究类目大约百余篇，较有代表性的约30余篇。巴人在《重读〈夜读偶记〉》中谈到这是一部从实际出发且具有战斗性的批评论著，是文艺理论批评的一大收获。林焕平和王可平的《从〈夜读偶记〉看茅盾的创作方法理论——为纪念茅盾同志逝世二周年而作》、李海霞的《社会主义文学对“现代派”和形式主义的批判——再读茅盾的〈夜读偶记〉》、张慧敏的《重读茅盾〈夜读偶记〉》和甘传永的《重读〈夜读偶记〉兼论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等文章也是现今《夜读偶记》研究的重要成果。值得一提的是，茅盾的红学研究也大都刊登在《文艺报》，有关茅盾与《红楼梦》研究的成果呈现少而精的态势。刘梦溪的《茅盾同志与红学》（《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3期）一文，谈到茅盾对各种红学派别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科学评点各类红学研究。鲁德才的《关于“茅盾题红诗”一首的说明》和北塔的《茅盾致俞平伯的一封信：红学界关于曹雪芹卒年“大论战”的一个侧影》对茅盾和红学研究的史料进行了补充分析。王人恩则在《新发现的茅盾〈红学札记〉述论》中强调了茅盾在红学史上自应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茅盾在《人民文学》的创立和收录改版等工作，可以作为其独特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观的印证。吴俊在《〈人民文学〉的创刊和复刊》中回顾了《人民文学》的初创选材过程，通过与《文艺报》有关文学批评的内容对比，客观评价了《人民文学》侧重提倡正面的、肯定的、鼓励的文学批评这一特点，尤其突出了茅盾在《发刊词》中追求的多样化选刊标准。李琳的《茅盾主编〈人民文学〉的编辑思想》强调茅盾的办刊思想始终反映时代的风云变化，他不仅依靠和善待专业作家，更注重培育和扶持文学新人，在“互动式操作”中积极倾听读者的反映。这两篇文章相对完整和客观地反映了茅盾办刊选材的独特眼光，能够作为研究茅盾文学批评发展历程的侧面补充。

茅盾赏识、扶持、奖掖青年作家等轶闻趣事，向来是文坛传颂的佳话。担任作协主席期间，他相当注重青年作家的培养，扶持了一大批年轻的文学青年，热情鼓励他们创作。比如通过札记和眉批等方式，指导了茹志鹃、姚雪垠、柳青、陆文夫、杜鹏程、王汶石、刘澍德、韦君宜以及少数民族作家玛拉沁夫等人的创作，为当代文学的发展培养后备力量。这方面的研究，也已经初具规模。据统计，茅盾与碧野等作家的频繁通信全年有115封之多，由此也可见他对青年作家的指导和培养是不厌其烦且细致入微的。张元珂的《论茹志鹃〈高高的白杨树〉的茅盾眉批本——兼及“十七年”时期茅盾眉批实践的价值及意义》、万树玉的《千古生辉的文坛厚谊——初论茅盾与姚雪垠的交往》等文章，从茅盾与青年作家交往的史实以及眉批等重要评点方式的探究中，见证了茅公对初登文坛的这批作家所付出的心血，同时也突出了茅盾建构的当代文学批评文体和风格，是如何推动作家成长的。杨建平的《把心沉在人民中间——回忆茅盾先生与茹志鹃女士》回忆了茅盾任作协主席期间对作者创作的亲切指导与鼓励；该文同时记录了茹志鹃女士对作者创作的指导，比如茹志鹃认为创作不能脱离生活，要重视细节并刻画农民的心灵。由此可见茅盾对青年作家的热情指导和爱护，已经作为优秀传统在一代代作家中不断传承。玛拉沁夫曾在《巨匠与我们——缅怀茅公》中回忆了茅盾指导其创作的点滴故事。茅盾希望玛拉沁夫的创作不仅要“从生活出发”，还需视野远大广播，分析深入细致。罗宗义也在《茅盾论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中提到茅盾的文学批评观与鲁迅基本一致，他们都坚持作家与批评家的团结与互助，以此推动科学的文学批评发展。王本朝曾在《成为作家：茅盾论当代作家的艺术修养》中提到茅盾强调文学的艺术技巧和作家艺术修养的重要性，并肯定了他努力提升青年作家的艺术素养，始终维护文学标准的优秀品格。

总体来看，“茅盾与北京”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也必须看到，“茅盾与北京”关系的研究多侧重史实、现象的记载和描述，文章也大多以回忆为主，往往也缺乏理论层面的深度探讨。茅盾与北京的联系，远不止于他在领导岗位上的经历或与各类文学组织机构和刊物的关系这些显在层面的问题。“茅盾与北京”关系研究的诸多命题，比如个体与文艺组织、制度、机制等问题，可供深入开掘的空间还相当大。对这些问题的深层探讨、理论分析，不但会带来茅盾研究的新突破，而且对恰当理解当代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复杂问题，也将有所裨益。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