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冬，一列火车把我们这些新兵拉到安阳南站，然后转乘卡车，在风雪中穿城而过，抵达北兵营，从此就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营房西边是海军滑翔学校的机场，跑道北边有很大一块草地，那就是我们的野外训练场。从训练场往西看，视野十分开阔，远处的地平线是纱厂的厂房、钢厂的烟囱，再往西，就是天穹和太行山。
这个训练场是我人生的重要一站，以后我写的几部当代军事题材的小说《弹道无痕》《仰角》《特务连》和《明天战争》，里面有很多场景都是来自于此——此为后话。
安阳是个好地方，这是我参军来到安阳的第一印象。我们这批新兵来到安阳，恰逢春节将至，地方政府在安阳剧场连续搞了几场慰问演出。我们炮团新兵看的那场戏是曲剧《陈三两》，讲的是一个惩恶扬善的传统故事，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曲剧，也是第一次感受到河南文化。
1979年初春，部队到前线参战，我们炮兵团九连第一个投入战斗，在浓雾中抵近射击，任务完成得非常好，连队被军区授予“英雄炮兵连”称号，二班副班长王聚华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指导员赵蜀川等人荣立二等功，我本人在那场战斗中立了三等功，是全团新兵中第一个立功的。
从前线回来，我被抽调到团报道组写新闻稿，不久又作为骨干选送到团教导队，入伍8个月后即当了班长，这在同年兵中又是第一个。那一年的经历，给我极大的鼓舞，感觉前途一片光明。虽然我只是个班长，但是在组织训练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大谈连营战术和炮兵群指挥了，我已经把自己当作未来的炮兵团团长了。
然而，就在我踌躇满志的时候，一个政策下来，今后将不再从士兵中直接提升军官。这个消息对我影响很大，再也没有过去那种趾高气扬的感觉了。有时候望着挂在房檐的冰凌和远处一望无际的大草甸子，我的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苍凉，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里。我在那里开始写诗，对着苍天和大地默默地抒情。
有一次训练间隙，眺望夕阳余晖，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悲壮油然而生，忽然从心底升起一缕旋律：“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进入忘我的状态，唱着走着，从营房北门一直走到韩王渡。在我最不得志的时候，就是《国际歌》在燃烧着我。我相信我的歌声至今也没有消失，它们一定被北兵营训练场那片草地收留并珍藏着。
就在那天，我坚定了信念，不气馁、不放弃，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要坚持下去。那段时间，我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咬紧牙关，操枪弄炮，把我的那个班带得虎虎生威。年底，我的班成为全连战术基准班、全团队列示范班。翌年春天，我被推荐报考军区炮兵大队，一年后终于被提升为排长，回到原部队任职。
我当排长的时候23岁，做过一件很幼稚的事情。记得那是1982年的夏天，我刚领到第一套四个兜干部服，就迫不及待地穿上，请假到汤阴拜谒岳飞。因为穿着军装不便烧香磕头，我就写了一个纸条，大意是：我也很想“乃文乃武”，可是我现在职务太低，写作还老是遭到退稿，我希望得到岳大元帅的帮助。乘人不注意，我把这张纸条塞到一个亭子的顶棚里。
也不知道岳大元帅是否注意到我的纸条，但这样做后，我的心里底气足了许多。几个月后，我被调到师政治部当干事，并且于第二年在当时很有影响的《飞天》杂志上发表了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相识在早晨》，从此拉开了军旅文学创作的序幕。2010年中国作协组织中国作家看河南，我重返汤阴，对随行的记者说了这个故事，他们兴致勃勃地去寻找那张纸条，可惜没有找到。
也是那个夏天，连队其他干部参加整党第一批学习，只剩下我一个排长，被指导员王道聚口头指定代理连长，带领连队为安阳市人民公园修建人工湖。那时候年轻，不知道什么叫累，我和大个子武汉兵陈伟轮流执掌一辆板车，像牛一样地起早贪黑。安阳市人民公园那个军民共建湖，里面不知道有我多少汗水。我十年前回安阳，还特地去人民公园转转，回忆我的连队我的兵，很有感慨。
那个时候，好像是个文艺复兴的时代，各种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年轻人最时髦的话题就是文学艺术。记忆中的安阳工人文化宫是很红火的，阅览室里有全国省以上的报纸和各类文学期刊。文化宫的外面，马路两边的灯箱里经常展览书法美术作品。给我的感觉，安阳不仅是历史文化名城，当代文化氛围也十分浓厚。
1984年，我所在的部队组建了两个侦察连，再次到前线执行任务，师机关抽调人员成立了指挥组，我一激动又报名参加了，跟随师直侦察连行动。战斗间隙，在热带丛林十分艰苦的环境里，我仍然坚持文学创作，常常夜不能寐奋笔疾书。一年多的时间内，我一共写过6部中篇小说。
那时候，指挥组的同志都知道我是个“作家”，大家随时准备祝贺大作发表，我也随时准备一鸣惊人，但我很快失望了，投稿后几乎全都石沉大海。
每周，麻栗坡邮局的冯大爹挑着沉重的担子，翻山越岭来到前线，都会引起我无限的期待。起初，侦察连的通信员赖四毛发现有我的大宗包裹，就会欢天喜地地冲进指挥组嚷嚷：“徐干事，你的作品发表了！”可是每次打开，都是退稿，搞得我无地自容。后来，我找赖四毛郑重其事地谈了一次话，跟他讲，以后但凡有我的大宗包裹，先藏起来，等没有别人在场的时候再交给我。
一年后，轮战任务结束，部队回到驻地安阳，我从机关调到侦察连当指导员。1985年冬天，有一天我到通信员和文书合住的宿舍检查卫生，发现赖四毛的床下藏着一堆脏乎乎的东西。我问这是什么东西，赖四毛鬼鬼祟祟地说：“指导员，是你的退稿，我把它藏起来了。”
我掂掂包裹，很大很沉，心里疑惑，我哪里会有这么大的退稿啊？我让赖四毛把包裹打开，眼前顿时一亮，原来是10本崭新的《小说林》杂志。打开封面一看，眼前更亮，我的中篇小说《征服》赫然出现在头条上。
这次成功就像打开了闸门，此后不久，就接到《清明》《莽原》等文学刊物的通知，6部中篇小说有4部早在半年前就发表了，因为部队离开了战区，我的邮寄信息发生了变化，刊物找不到我了，寄到前线的样刊和稿费都退回去了，直到我又向他们投稿，才恢复联系。
那年头能领到近千元的稿费，可谓是巨款，我请本部的文友到安阳老街江南包子馆大吃一顿。这以后，我的文学创作事业就进入良性循环状态，一发不可收拾。同时，在安阳，我结识了一大批文学朋友，比如黄京湘、梁广民、焦述、马金声、朱冀濮、朱江华、郭亚平等人，并开展了各项文学活动，有声有色，影响很大。我和朱江华联合创作的摄影小说《血源》，在全国摄影小说大奖赛中获得进步奖。那个时期，安阳市差不多成了全国摄影小说的第二个根据地。安阳文联主办的文学杂志《洹水》和《安阳日报》副刊，也是我发表作品的主要阵地之一，给我很大的鼓励，这是我至今难忘的。
我是1994年在安阳驻军某部宣传科长位置上调到北京的。转眼之间，40多年过去了，从我当新兵开始，一步步成长，安阳可以说是我事业进步的重要起点。如今再回安阳，漫步在洹河岸边、安阳桥头、北兵营外，青春的光芒依然在我眼前照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