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老人精神不错，坐在屋子中央。阳光从背后斜射进来，86岁的何启治白发斑驳，穿着朴素，透过眼镜笑呵呵望着我。1959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厚厚的镜片一直跟随这位老编辑，见证着他的职业道路，也见证着中国文学的风云激荡。“不知道读了多少作品，读得越多，它就越沉”，何启治边笑边指着眼镜说。
现在，他戴眼镜也看不太清楚了。手机上的字要调到最大，看东西几乎贴在眼镜上。之前有位作家请他写序，一百多万字的作品，何启治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写序时眼睛旧疾复发，经过治疗，视力只恢复到0.1。他说，人家请我做事，自然要老老实实读完作品，否则怎么下笔？
1992年任《当代》杂志副主编以来，何启治负责当代文学出版工作，对重要作品和文学新人的挖掘作出极大贡献，终审的长篇小说上百部，他几乎都要从头到尾读一遍。知名评论家何西来曾为何启治写过一篇文章，也是他第一次为文学编辑写专论。在他眼中，何启治沉稳、朴厚，为人谦和。“他勤于思考，勤于动笔，编辑什么就研究什么。”但凡何启治参与编辑或审读过的作品，都会写评论，好处说好，不好处说不好，表达真切感受。
退休20年，何启治依旧关心中国文学，或者说，从未离开过。采访前几日，《当代》编务还接到何启治电话，问杂志怎么还没到。他不常用手机，却特意点开给我看，仅有的几个微信公众号和三个微信群，全与文学相关。现在无法长时间阅读，就让同为编辑的夫人先看，再推荐给他，两人常有探讨甚至争论。房间里两个顶天立地的书柜还是上世纪80年代老物件，古今中外各式文集、文选、名著，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重要作家作品，填补了每个空间和缝隙。身后的窗台上堆满一摞摞杂志期刊和文稿。夫人在一旁说，都是很早之前的了，他还是舍不得处理。
何启治每天8点起床，22点入睡，遇到好文章读到深夜也常有。旧式书桌用油漆翻新过，不大的台面多半被各种厚辞典占据，另一半放着很多药瓶。年事渐高，何启治摔过三次跤，自此开始注意保养，他将安眠药、钙片、消炎药一个个指给我看，夫人并不赞成他吃这么多药，何启治笑笑说，“也对，吃很多药也是问题。”
第一次用电脑打字时，何启治60岁，一首《长恨歌》打了两个小时。“以前什么新鲜事物都愿意知道，也学得快，现在落伍了。”唯独不落伍的是，何启治保持着思考的习惯。他认为，纸媒无论怎样都不会消失，只要有人爱好书籍，纸媒永远有存在的空间与意义。他还认为，年轻人应具备基本文学素养。今天的中国人不应该丢失一个民族精神上最宝贵的财富，哪怕当作生活调剂，有一些阅读习惯，也是好的。
洪清波是何启治一手带出来的编辑，年逾六旬的他已从《当代》杂志退休。刚到杂志社时，何启治已经是副主编，从修改符号到约稿、发稿等流程，何启治一一传授。“就像师傅带徒弟，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他就是热心，有责任感，愿意帮助你。”何启治把《当代》当成了家，只要不开会、不出差，他总在，永远到得早、走得晚。洪清波觉得何启治是工作狂，“离开文学他好像没别的乐儿。”洪清波说，“大家有很多高兴事，他就文学这一件事高兴。”
80岁时，何启治出了本书《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北京朝内166号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在地，作为中国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重镇，《当代》杂志就位于红砖楼的其中一层。何启治在那栋楼做了40年编辑，从出版社到《当代》，再到《中华文学选刊》，亲历诸多名作的诞生与成长，目睹中国文学一路行进的岁月风云。书中记录了他与近30位作家、评论家、出版人及同窗友人的文坛往事。大家开玩笑说，何启治一定每天写日记，否则怎么会时过境迁还如此记忆犹新，翔实生动。
1973年，何启治从五七干校调回人民文学出版社，分配在组织长篇小说的现代文学编辑室小说北组，陕西是他的工作重点。何启治总在一个本上写写画画，那是他的“星探宝库”，里面不乏已声震文坛的陕西知名老作家，但更多是初露头角的年轻人。刚发过一篇文章的作者，何启治如果认为有潜力、有特点，也会认真记下来，从文学风格到个人情况不一而足。在这本薄薄的笔记上，何启治为陕北黄土地将要诞生的一支巨笔埋下了注脚，也成就了中国当代文学和万千读者心中的经典——长篇小说《白鹿原》。
黄土地上的歌
1973年隆冬，西安奇冷。陕北小伙陈忠实到郊区开会，散场后一位陌生人拦住了他，介绍自己叫何启治，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来。陈忠实依习惯叫他老何，一叫就二十多年。31岁的陈忠实后来凭借长篇小说《白鹿原》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彼时刚在《陕西文艺》发表第一篇作品，得知何启治邀约长篇小说，陈忠实直呼“几乎是老虎吃天的事”。不仅深知能力有限，也有对编辑亲自约稿的意外与压力。人文社这座京城并不高的门楼，对作家如同文学圣殿，用陈忠实的话说，“在那里出书的梦都不敢做。”
寒冬下，何启治耐心鼓励陈忠实，拿出自己辅导延安插队知青创作长篇小说的先例。老何的真实与坦诚让陈忠实有了基本信任。回京不久，何启治又写去一封长信，仍鼓励长篇创作，从立意、构架、素材等方面给出建议。此时，上级通知陈忠实去南泥湾劳动锻炼，他以此为由推卸了这个“不可胜负的压力”。同时，何启治援藏两年，其间二人通信往来，老何一直鼓励他写作。多年后在《何为益友》的回忆文章中，陈忠实写到，“二十多年过去，我们已经相聚见过很多回合，世事已经翻天覆地，文学也已翻天覆地，每一次见面，或北京或西安或此外的城市，都继续着街头的那种坦诚和真挚，延续着也加深着那份信赖。”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夏天，何启治再一次去西安。时隔多年后再度见面，陈忠实特意在西安饭庄——“双十二事变”中招待过周恩来的百年老店，用自己刚收到的稿费请老何，点了看家菜葫芦鸡。往后每每相聚，何启治总会突然歪过头问：“那年你在西安请我吃的那个鸡真不错，叫什么来着？”
这次何启治为创刊不久的《当代》组稿。直到完成从短篇到中篇过渡的《初夏》，陈忠实才斗胆寄给老何。《初夏》是他写作生涯最艰难的一部作品，锻炼了陈忠实驾驭复杂结构的能力。历经三年多，修改重写四次，才得以在1984年的《当代》刊出。作品问世得益于何启治与《当代》编辑的巨大耐心和热诚，陈忠实曾回忆：“他和他们的工作意义不单是为《当代》组织一部稿子，而是促使作者完成习作过程中的一次跨越，得到了至为重要的艺术体验，拯救了一个苦苦探索的业余作者的艺术生命。”
《初夏》之后，陈忠实热衷于中篇小说各种结构的探索。许是认为时机成熟，何启治旧话重提，“有没有长篇写作的考虑？”陈忠实直率地回答，没有。老何的突然发问，使他立即想起街头初次见面，已十年有余。天哪！他还没有忘记长篇小说的事。老何却轻松地说，何时打算写长篇，记住给我就是了。
十多年里，陈忠实完成9部中篇，80多篇短篇和50多篇报告文学，然而他始终认为只是写好了感人的生活故事，只是生活体验的产物。直到1985年的《蓝袍先生》，陈忠实开始深入思考中国民族命运，生命本身强大的欲望张力，使他意识到“如果50岁还不能完成一本放在棺材里当枕头用的大书，以后的日子将难以想象怎么过”。1986年，44岁的陈忠实开始直面这一重大人生课题。
老何再问起长篇时，陈忠实终于说，有想法，但离实际操作尚远，“对他若要保密，是一种有违良知的事”。那时陈忠实正做《白鹿原》先期准备，初步计划写作时间为三年，他希望“沉心静气地做这件大活”，避免过多议论与关心。自己尚在极大的无把握之中，他没有向老何提及《白鹿原》具体内容，只叮嘱不要告诉别人，不要催问。
后来几年，何启治守约如禁，每有一位人文社编辑到西安组稿，都要带来他的问候，进门握手先申明，老何让我来看看你，只是问个好，没有催稿的意思，他再三叮嘱不要催促。陈忠实常常握着他们的手说不出一句话。
直到1991年初春，人文社编辑们到西安庆祝建社四十周年。此时《白鹿原》书稿已完成三分之二，见面时老何仍恪守约定，淡淡地说，按你的计划写，写完打个招呼，我让人来取。陈忠实也紧闭口舌，没有道及年底可以完稿，只应诺着写完报告。这年夏天，先后有两家曾给予他帮助的出版社向陈忠实邀约长篇小说，他信守与老何的承诺，逐一辞谢。
冬天一只火炉，夏天一盆凉水，高耸陡峭的塬坡遮挡了人世嘈杂，陈忠实的笔在老家西蒋村的小圆桌上爬行了三年。决定动笔前的1988年早春，他在家门口栽下的梧桐现已洒下一片绿荫，《白鹿原》三代人生死悲欢的命运也终于走向最后的归宿。
1992年3月，洪清波与同事高贤均受何启治委派到西安取《白鹿原》手稿。《当代》的年轻编辑当年取稿时曾当场退掉了路遥《平凡的世界》，以致作品旁落，因而何启治叮嘱，千万别退，无论如何先拿回来。由于还在复阅最后几章，见面后陈忠实让他们先看中篇。二人读完并无惊艳，且心生疑惑，长篇能行吗？
正式交稿那天，两位编辑从欲言又止的陈忠实手中接过《白鹿原》，奔赴成都。西安到成都的火车8个小时，洪清波边读稿边对高贤均说，你看看吧，太出乎意料了。成都组稿期间，他们除了工作就是读《白鹿原》，出差期间全部看完。至今洪清波仍难以平复，“当时就没见过这样的小说，每一个人物关系，每一件事都新鲜。农村革命题材类型不少，他写出了全新的体验。”
本以为要两个月，二十多天后，陈忠实就分别接到编辑和老何来信，兴奋与喜悦可想而知。“对他来说是太长了点，对我来说，起码没有使这位益友失望。”老何等待近二十载，从1973年西安街头，到1992年在北京亲手写下《白鹿原》审阅意见，曾经的青涩小伙真真成了沧桑的陕北汉子，自己一直鼓励与相信的作家终没有负约。作为编辑，何启治见证了一个文学青年的艰难成长，也见证并推动了中国文学史上一部伟大作品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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