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湖读书会

明湖读书会于2018年4月23日成立，是一个在暨南大学中文系现当代专业老师指导下，由爱好读书写作的学子组成的读书会，成员含本科生、硕士、博士百余人，成员从2019年起曾参与《作品》杂志的“品藻”专栏及“明湖杯”大学生文学评论比赛。

申霞艳、黄魏越、林蓓珩、古格妃、许哲煊、邱文博、邱毓贤等7人正在讨论中

申霞艳（主持人语）：这期我们暨南大学“明湖读书会”共读的是吴君的新作《同乐街》，该书以一条街来承载城乡遇合、新旧交替的“危机”时刻，属于典型的现代都市叙事。吴君尝试将家族、代际、性别、身份等诸多矛盾融入同乐街由小村落向现代社区转型的过程中，“问题家庭”陈家在同乐集体的帮扶下终于重入正轨，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的精神一道沐浴湾区崭新的朝阳，感受“万福”“同乐”的召唤。作品在深圳与香港的双城镜像书写、同乐街与京基百纳的空间对比中探索大湾区新主流文艺的书写方法，令人印象深刻。吴君不断拓展的写作主体、双城镜像书写、新旧叙事空间对比、凝聚湾区记忆、努力建构美美与共的共同体意识等诸多方面都值得我们这群生活在湾区的读者深入讨论。

@黄魏越：时代巨变下的“同乐”传奇

我们谈大湾区文学很容易想到打工文学、移民文学，吴君特别关注本地人面对改革巨变时的问题。《同乐街》延续了《生于东门》《万福》等作的思考。陈有光一家是农业文明的天然纪念品，与跟随时代政策进入现代文明的同乐街格格不入。同乐村变成了同乐街，土话逐渐被普通话代替，同乐村的村民都通过合作社或自行经商的方式改变了生活，成功被纳入现代商业文明中。而陈有光生疏的电脑技能和对新政策的不理解，让他与这些文明成果无缘。他延续农业文明中对土地的坚守，等待拆迁赋予土地新的价值，让土地繁衍新的财富，孕育他的未来。贪婪和懒惰是他无法跟上时代步伐的原因之一，但吴君看到了这背后他作为普通人的无助。短篇小说《生于东门》是《同乐街》的故事雏形，在《生于东门》中，赔款被父亲挥霍完的陈雄因病无力再供养儿子陈小根，选择将儿子过继给香港商人，一家三代人无助、被动地等待命运的判决。在《同乐街》中，吴君没有让陈有光一家悄无声息地淹没在巨变的浪潮中，而是让“90后”女干部钟欣欣成为他融入新时代的引路人。时代的发展犹如过山车，每当弄潮儿创造新的时代传奇时，就有人被抛弃在站台上目送列车远去，适者生存是不变的丛林规律。在残酷的优胜劣汰外，在为时代弄潮儿欢呼呐喊时，吴君选择“拉”一把被遗忘的普通人，创造个人神话之外一个关于“同乐”的传奇。

@林蓓珩：以一条街为深圳作传

《同乐街》暗合时代轨迹，有意使同乐人的命运与深圳的发展遥相呼应。小说剖开城市的一隅，细致铺写在京基百纳光芒遮蔽下，同乐街居民的人生百态，展示了深圳这座城市在“繁弦急管”的扁平表象背后真实鲜活的纵深形态。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结构，同乐街因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其间不同身份立场的人们在时代变量的作用下，形成了更具有象征意义的生命轨迹。身处故事中心的钉子户陈有光一家，表面上是同乐街发展中亟需化解的“顽疾”，实际上作为典型的问题家庭，代表了城市在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必然会出现的个体困境，也外化了同乐人站在风口前的茫然无措。面对深圳日新月异的景况，同乐人高傲与自尊的“本地人宣言”背后，充满了画地为牢的落寞和时不我待的迷惘。但同乐人的故事无疑也是深圳的故事，这种与脚下土地的脱节感与冲突感正是深圳与其他地域书写的不同之处。高速发展带来的物质与精神的错位，构成了深圳独特的城市品格。回忆与展望的并置贯穿全书，重绘了深圳发展的脚印，书写了时代的寓言。最终，陈有光一家的生活步入正轨，也寄托了人们融入城市动态、共同奔赴美好生活的愿景，使故事的叙述回到“同乐”的落点。作为原住民的同乐人，联结着深圳的过去与未来。深圳生长的脉络浓缩在同乐蜿蜒曲折的街道中，同乐街里每一个人的历史都是深圳的历史。

@古格妃：探索新主流文艺的叙事方法

吴君在《同乐街》中建立了改革开放与新时代湾区发展的连续性叙事，通过重建以共同体为核心的价值观，将“共同富裕”的理想理念重新带入到当下的深圳城市空间。小说开篇即是明显的空间对比：京基百纳时尚的建筑象征高度的现代化，一街之隔的同乐街则代表陈旧的村居。在吴君眼中，改革开放不是名词而是动词，她将深圳置于广阔的全球化视野中考察。四十年后的今天，随着高科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越是大都市，科技含量越高，职场竞争就越激烈。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深深地感受到被时代淘汰、被同行内卷的压力以及个体的无力。关于个人奋斗的神话不断消解，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对共同富裕的追求成为《同乐街》的内在动力，旧的主体的失措、逃避与新的主体的新生、成长都落在了“同乐合作公司”这个集体之中。社区干部与基层群众之间的情感联结让集体的意义凸显。文末的“我们同乐人的大事记”则是身处在深圳这一空间中的具体的个人和集体、时代的发展共振的历时性体现。《同乐街》鲜明的时代性和在地性，体现了吴君对当下深圳现实题材的关切与关怀。

@许哲煊：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与展望

书名由《晒米人家》改为《同乐街》，表达了强烈的共同体愿景。“我们一直都在”贯穿始终、首尾呼应，可谓画龙点睛。在结构上，先是自小处着笔，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陈有光若固守旧观念，是阻碍发展的钉子户；但若融入集体，发挥拓荒牛精神，则是时代发展的螺丝钉，他的存在体现了个体与集体的深刻联结。在社区帮助下，陈有光对集体由憎恶到认同的心理转变，则是共同体意识于个体内心发酵的过程。同时，陈家的破碎与重建，与陈有光对同乐街集体认同感的波动是一致的，“家”在此是共同体的隐喻。《同乐街》着重书写的社区共同体则是现代共同体的基层实践。合作公司以合作化形式为改革浪潮中的深圳农民守住防线，努力纠正犯了错而跟不上时代的人，鼓励知错就改，全民“同乐”。作者对此择取各群体的典型人物进行塑造，既包括合作化探索道路上的三代领导干部与新人后浪，也涉及形形色色的居民百姓。此外，该书也展现了对更广阔意义上共同体的展望。同乐人的观念由固守到开放，由怀旧抱怨到放眼未来，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在时代浪潮中走向现代化的深圳人的生动写照。由一人之乐到一家之乐，再到一个社区之乐，由社区的同乐走向深圳的同乐，再走向粤港澳大湾区的同乐，其背后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的同乐，是全球视野下的现代化实践。共同体意识由陈有光一人出发，放大到全世界。

@邱文博：问题家庭的唤醒和引领

吴君说《同乐街》是一个关于唤醒和引领的故事。小说的主体是被时代遗弃的问题家庭重新振作，融入“同乐”之潮。陈有光作为问题家庭的轴心人物，是导致家庭出现裂缝、产生畸变的元凶。剑拔弩张的夫妻关系、针锋相对的婆媳关系以及充满怨与恨的父子关系，使陈家的每个人都深陷“过去”的沼泽，难以逃离。吴君用细致的笔触聚焦问题家庭的矛盾日常，通过细碎的生活细节，为读者鲜活地构建了由无赖的丈夫、软弱的妻子、叛逆的儿子、怨愤的婆婆以及沉默的公公组成的问题家庭。吴君将问题家庭置于同乐社区这一空间之中，透露着问题家庭的最终归宿：身处同乐之中，注定融于同乐。陈有光一家作为同乐街不和谐的存在，并未因其“另类”“难缠”而被社区抛弃。相反，一代又一代同乐当家人竭尽心血、接棒续力，拯救破碎不堪的陈家，唤醒困在过去的陈家人，引领他们找寻人生新的方向。结尾处，“陈有光再也不想离开同乐了，同乐是他陈有光的命”，一束温暖的光照亮社区干部和基层群众。在城市化现代化急速发展的当下，吴君用一部《同乐街》向我们讲述着关于社区集体和问题家庭的故事，慰藉着每一个努力生存的普通人，歌颂着一直付出的社区干部集体，诉说着她对深圳的祈愿和祝福。

@邱毓贤：摒弃身份之隔，抵达“同乐”之境

《同乐街》将人与人之间悲喜共感、责任同担的温情融汇进新时代的发展诉求里。在众多文学作品渲染集体的压抑与个体的孤独之时，这本小说反其道而行，从题目的命名便表达出一种素朴久远的祈盼，即“共同欢乐”。故事的发展逻辑是懒汉蜕变与干部成长的双线叙事，隐隐呼应着社会主义文学经验。然而《同乐街》的自身特质仍十分明显。穿插着粤语的鲜活日常、老同乐人与新同乐人的认知纠葛、政策变迁的得失等生活细节展现了未能及时现代化的深圳社区的自然皱褶，并延伸至基层治理的真实世界。懒汉陈有光兼有阿Q式的认为“祖上阔过”的自尊自大与耍滑无赖，干部钟欣欣具备基层新人屡屡碰壁却锲而不舍的理想人格素质。非明晰排序的事件线索渲染出一团乱麻的氛围，使读者迫近钟欣欣极度的烦闷与无奈。钟欣欣心理空间的细腻还原消融了模式化的干部形象书写。同乐社区三代干部们的不同举措形成复杂的历史争辩，既超越了与在地群众之间的互动启蒙，又牵引出对单薄的理想主义与短视的求利主义的自我反思。“而这正是深圳最好的季节”将皆大欢喜的结局收束，导向了明亮昂扬的未来。小说最终呼唤的不是将集体利益置于首位的简单答案，而是软弱无力的个体与失去方向的共同体深切联结的可能性。城市的冷漠与人心的隔膜不再绝对，温情成为吴君书写的深圳新故事的珍贵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