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历史小说创作如同戴着镣铐跳舞一般，对它的评论实际上也如同戴上了镣铐。这个“镣铐”就是被表现的历史人物以及他周边的种种，如果你对这些都不熟悉，这个舞搞不好就跳出了格。很不幸，本人恰恰就属于对作家郭宝平及他笔下的主人公范仲淹都极不熟悉的读者之一。因此实事求是地说，对我而言，读这部65万字《范仲淹》的过程绝对就是一个扫盲的过程、一个学习的过程和一个纠结的过程。

所谓扫盲，郭宝平其名对我而言就是一个盲点，既不认识，对他过往的创作也不了解。这次看了相关材料介绍才知道，他是在国家公务员岗位上主动申请提前退休，专心致力于历史小说的创作。而历史小说创作在我想象中是一件比一般小说创作更辛苦的活儿，它不仅同样需要想象力、文字能力、结构能力，同时还必须要查阅大量典籍和史料，这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在他提前退休以后的这几年中，先后面世了总计260多万字的历史小说，这背后究竟做了多少功课，甘苦唯有作家自知，仅凭这个过程就令人肃然起敬。

所谓学习，就是从作品中学习有关历史人物特别是主要人物的相关知识。说实话，读这部作品之前，我对范仲淹的了解仅限于知道他是《岳阳楼记》的作者，能背诵其中的若干“金句”，是个著名文学家，还是个当官的，其他便一概不知了。所以拿到《范仲淹》后，首先就是急急忙忙到处找《岳阳楼记》是在什么背景下创作的，一直差不多翻到第49章，才知道范仲淹根本就没去过岳阳楼，而是当时岳阳楼的地方官一直在求他写，他对是否落笔始终处于纠结当中，甚至是不太想写。直至后来那个地方官自己跑来看他，并向他介绍了一些情况，这才感动了他，于是提笔成篇，一气呵成留下这则传世之作。

不仅如此，从这部作品中还知道了在范仲淹64年的人生之旅中，其中37年在做官，而在这37年的官场生涯中又只有4年是京官。可见这个一直在仕途中的范大人，有时位置也很重要，但多半是在京外履职，我这才理解了《岳阳楼记》中“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意味。

所谓纠结，其实是从大概有历史小说这个说法以后就始终存在，即历史小说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有时候回过头来看这真是个死命题，争了几十年，只要一遭遇历史小说，就又会提出这个问题，永远没有一个大家比较公认的说法。究竟是历史多一点还是文学多一点？郭宝平在这部作品的“自序”中也表示自己决心开创一种历史小说创作的新模式，即依托历史写小说，以小说笔法写历史，所谓“历史小说即历史报告文学”，但这样的要求或许恰又是这部作品某些不足处的病根所在，整部作品感觉酣畅淋漓的地方并不是很多，总觉得有点过于为史实所拘，包括有时连续地大段直接引用历史文献，导致阅读连续性的中断。其实，不管是历史真实还是所谓艺术真实，何为真实？这本身就近乎一个死结。说得极端一点就是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的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面对这个近乎永远纠结不清的问题，我自己读历史小说的态度就是只要不是太离谱，还是把它当小说看。

《范仲淹》给我的收获，首先自然是作品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范仲淹这样一位古代官员形象。他一生仕途起起伏伏，但身后倒是很荣光，被儒家树立成了一个标杆性的人物，封号为国公，成为一个神话性的人物。这部小说将把他拉下了神坛，还原了一个古代官员立体的形象。

此外，我们从这部作品中还认识了范仲淹身边由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一大群文人所构成的文官社会，以及北宋的整个社会形态。作品主角固然是范仲淹，但读者在了解他的同时，对北宋时期的整个官员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乃至军事生态也都有了一个比较轮廓、有时还是一些细节的了解，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地方。过去我们讲历史，对唐与明两个朝代说的似乎比较多，前者因其所谓“盛”，后者则是由于它是市民社会的兴起、资本主义和人文思想的萌芽。宋代则仿佛比上不如唐，比下不如明。其实未必如此，在《范仲淹》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宋”也是一个封建帝制的中间节点，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和大量的生活美学都萌芽发展于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