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们愈发对于回望历史充满了强烈热情。我们渴望打开历史的褶皱，寻找历史翻山越岭的足迹，为今天这个狂飙突进的时代确定界标以及行动的依据，也试图据此寻找未来的踪迹。这一未曾言明的历史无意识，催生了一批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历史文本，也直接促使一批有学问、有情怀、有才华的历史学家开始面向大众读者写作。与此同时，文学人也没有放弃历史写作的责任。不同领域的作者都表现出了勘探历史的兴趣，共同汇聚成历史写作的浩浩大潮。其中，郭宝平的《范仲淹》正是其中的佼佼者。关于如何把握历史与文学的分寸与尺度，郭宝平有着自觉意识，他说：“我从事历史小说写作，决心开创一种历史小说写作新模式：依托历史写小说，以小说的笔法写历史。在文学领域为历史书写赢得阵地，在史学领域为历史普及赢得读者。”新的写作观念会成就新的写作风貌。那么，《范仲淹》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呢？
在这条道路上，郭宝平显示出与历史学家不同的志趣。对于历史学家而言，随着新文化史的兴起，为了抵抗长期以来笼罩历史学领域的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政治史，他们提倡为普通人书写历史。比如，罗新在2022年新出版了《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写一个仅仅出现在墓志上的边缘人，以她卑微、曲折的一生承担历史的交汇点。在后记里，罗新说：“关心弱者，为边缘人发声，不正是当下历史学人的重要责任吗？”写出了《那间街角的茶铺》的王笛也秉承同样的写作观念。在他看来，“我们在进行历史写作和历史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把焦点转移到对普通人、对日常生活、对大众文化这些方面的关注”。历史学家的转向似可看作文学性在历史学领域的蓬勃。然而，对于文学家而言，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由于文学向来的传统是关注普通人、为小人物立传。当他们把目光转移到历史领域，势必会反其道而行之，着眼于那些携带着一个时代的重量、激荡起一个时代的风云的人物。郭宝平选择范仲淹作为他的凝视对象，大约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范仲淹首先是一位文学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些闪耀着光辉的句子千古传唱。郭宝平意在追寻，这样的诗词诞生于怎样的心灵，而这样的人格又诞生于怎样的时代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历史学家从文学中寻求方法的时候，文学家也大踏步跨越藩篱，向历史学、政治学开放，求真求美，给历史文学的创作带来了新的特质。
《范仲淹》着眼于范仲淹的仕宦生涯，详细叙写了范仲淹的数次贬谪。第一次，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刘太后寿辰，宋仁宗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贺节上寿。作为谏官的范仲淹听闻，作《陈国家冬至上寿之礼疏》。对这一举动，文官集团反应不一。举荐他的晏殊说，众人认为他非忠非直，不过好奇邀名而已；而在韩琦、富弼看来，范仲淹是开风气的人物，有资望领袖群伦。之后，范仲淹再次上《乞太后还政奏》，希望太后“卷收大权，还上真主”，却没有回响，反而遭人议论。于是，范仲淹自请外放，为河中府通判。第二次，明道二年，宋仁宗意欲废郭皇后，范仲淹上《谏废郭后奏》，认为“不宜以过失轻废之”。这恰与宰相吕夷简为报一箭之仇主张废后针锋相对。范仲淹被贬知睦州。第三次，景祐二年，范仲淹上《百官图》，一一列明哪些官员是正常升迁，哪些官员是非正常升迁，向时任宰相吕夷简下战书，却未得到回应。在宋仁宗看来，范仲淹是通过攻击吕夷简，以求进位。范仲淹再次被贬知饶州。庆历新政失败以后，范仲淹出知邠州，十一月改邓州。由是观之，郭宝平写历史事件，不是着眼于一时一地一事，而是还原历史现场，明其曲折、尽其流变，将事件发生的全过程进行系统剖析，让读者自然而然得出结论；写历史人物范仲淹，不是只将笔墨灌注于范仲淹一人，而是以范仲淹为镜，映照出北宋文官集团的不同看法、不同议论与不同选择，特别是写出了每个人在事件中的位置和作用，历史的时势正在其中。
在写出大势的同时，还原历史的细节亦不容忽视。《范仲淹》写经历了宦海沉浮的范仲淹与他的政敌吕夷简的会面，尤为动人。此时，吕夷简已是须发尽白。而经略西事、身历中枢的范仲淹深知做事之难，对吕夷简也多了几分理解。在吕夷简看来，范仲淹“欲以岁月尽治天下事，失于躁急且不能忍小忿，遂置自身于危地”，范仲淹也反省当年“议论切直，虽出于报国赤诚，却未免不留情面”。范仲淹与吕夷简是否解仇，历来聚讼不已。郭宝平以苏辙在《龙川别志》中的记述为凭，生动描绘了二人的气度与襟怀，令人追慕。这是两个渡尽劫波的政治家的彼此理解，更是郭宝平对于君子忠恕之道的想象与描绘，所谓“忠心体国之人，凡有大事，为国远图，争而后已，欢言如初”。爬梳历史已然不易，在史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细节作出具有个人体温的分析与判断更是难上加难。郭宝平的《范仲淹》正是取径于此，为铁骨铮铮、刚猛勇进、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范仲淹作传，亦是为一代文人士大夫画像。
走笔至此，不妨再说两句历史写作的文学性问题。自古文史成一家。历史学家大多有着文学情怀，文学家也常常有很强的历史感。今天，学科交界处的写作正在唤醒生生不息的创作能量。历史写作的文学性不在于语词如何动人，也不在于故事多么跌宕起伏，而在于写作者关注的始终是历史中活生生的人的思想、感情、选择、行动与命运，关注的始终是具体的人背后所打开的根本性问题。历史写作的文学性，意味着写作者在追求言之有据的同时，抱持对历史中人的同情与理解，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将读者带入一个未曾全然了解的时间深处，体察真与美。
（作者系北京文联签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