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及文学作品通过不同的方式传播到越南。从《诗经》到“四大名著”《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其他中国经典著作在越南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接受。新时期的越南一向保持着与中国在文化交流上密切的关系，大量的文学作品得到进一步的传播与关注。在越南的出版物领域中，中国文学翻译作品占外国文学书籍总量的近50%。许多中国作家的作品受到越南读者的喜爱，如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老舍、曹禺等。在这些扬名海外的中国作家中，不能不提到在越南文学论坛上影响深远的中国现代著名戏剧家——曹禺，他的《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优秀作品不仅在越南得到专业的翻译及广泛的传播，并且至今一直受到越南读者的长久喜爱。

曹禺的作品之所以在越南读者中经久不衰，主要归功于越南文坛著名文学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汉学家邓台梅（1902-1984）。邓台梅是越南文坛介绍并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者，他认识到当时越南文坛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了解几乎一片空白,因此他大量阅读和译介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并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与翻译使得众多越南作家、研究者以及读者能够接触到中国优秀的作品。他编著关于中国文学的著作主要有《文学概论》《中国现代文学简史》《鲁迅》《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杂文》等，他的译著有《阿Q正传》《雷雨》《日出》《北京人》《阿诗玛》等。

从鲁迅到曹禺

邓台梅让中国现代文学走入越南

上世纪40年代初，邓台梅选择了“遇见”鲁迅。邓台梅是第一位将鲁迅的作品译介给越南读者的人。因为他认为鲁迅先生对文学遗产问题的看法，对作家品质、文学作品的内容、形式以及对民族特色、国家精神等基本问题的认识，向他展现了一个关于文学乃至人生真理的广阔而崭新的 “美丽宇宙”。从鲁迅开始，邓台梅开辟了中国现代文学走越南的新道路，他意识到当时中国的进步文学一直在充满活力地前进着，中国文学将对越南社会变革产生强烈的影响。他从鲁迅作品看到了越南文坛作家可学习并拥有“前进”创作精神。而在鲁迅的文学影响之后，接着就是曹禺。1955年底，邓台梅在中国会见作家曹禺后，收到了曹禺写的《雷雨》《日出》《北京人》三个剧本。邓台梅认为曹禺的戏剧和文学作品同样能体现出年轻作家的“前进”创作精神。因此，这些作品先后被翻译并出版，同时也为越南文学带来一股戏剧新潮。

曹禺剧本在越南的翻译活动

“当一个作家写完作品的最后一页时，作品就开始了它的生命周期，就像一个婴儿从母亲的子宫里被剪掉脐带”（黄如芳，2010），这是越南在接受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时秉持的观念。

对于《雷雨》这个剧本，汉学家邓台梅曾经有两次翻译、审阅、编辑。同样，曹禺的《日出》也由他翻译、编辑。此外，邓台梅还承担了《北京人》的译本的审稿和序言撰写工作。

从越南接受外国文学的角度看，《雷雨》《日出》等作品的翻译都必须保证“双重身份”的规则。因此，译者必然同时面临两种考验：首先是译者必须透彻地了解作品的内容及各种角色的故事，寻找与作者的心理共鸣，以便能淋漓尽致地传达原文的想法和意义。其次，译者必须面向公众，了解观众的接受程度，并再次进行改造译本。

在邓台梅的译介中，已经可以很好地完成以上两个考验，因此曹禺的艺术风格在越南读者心中清晰可见。关于翻译风格，邓台梅使用的语言完全是越南北方的语言。这使得《雷雨》的每个人物具有浓郁的越南地域特色，从而促使作品更能走进越南读者心中。

曹禺话剧在越南的舞台呈现

在越南的话剧舞台上，曹禺最有名的作品则是《雷雨》。《雷雨》之所以在越南舞台上的取得巨大成功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越南出现一种话剧现象，即“小舞台”。这个话剧类型让越南观众能在狭小的空间中直接并深入感受曹禺作品带来的典型情节：乱伦、三角恋、暴力、死而又生、冤冤相报、命运感与沧桑感、巧合、悬念等。《雷雨》是经典又带着通俗性，这是一种完美的结合，让一代又一代越南读者和观众成为它的忠实之友。

除了小舞台模型中的《雷雨》，在越南，曹禺的作品还被改造成“改良戏”——一种源于越南南部戏剧的传统类型，至今也不断被翻演。值得注意的是，之前曹禺的作品在越南青年观众和读者中均未得到广泛接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进步，它正逐渐受到一定关注。

不仅如此，《雷雨》在越南改良舞台的成功还揭示了另一种特殊的接受方式，即是通过电影形式的间接呈现。《雷雨》的剧本内容吸引到越南作曲家范太原和导演阮明芳的关注，他们由此制作了一部改良式的连续剧《地狱门》，在越南南部也深受广泛的喜爱。

综上，曹禺的《雷雨》的出现，除了标志了“五四”以来中国话剧创作上的成就,还引起了越南文坛广泛的注意，推动了越南话剧创作水平的提高和发展,而且在长期的舞台表演中得到了越南观众普遍的喜爱，在越南观众和读者中一直保持着长久不衰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