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欧洲社会面临人口老龄化、贫富分化、失业问题等多重挑战，在能源价格上涨、供应链危机导致通胀加剧的同时，也陷入冷战之后最大的地缘危机。一直以科技创新和先进技术自我标榜和引以为傲的欧洲人，突然发现自己落入了中美数字科技的夹缝中，难以夺回数字主权。这一切都让欧洲原本文明、发达、繁荣的国际领先形象遭受质疑。人们开始怀疑启蒙运动所高扬的自由和解放是否将我们拖入了一个无序的社会，甚至走向新的奴役，怀疑欧洲文明的核心价值是否还有坚守的必要。
面临全新的国际局势和时代议题，重思欧洲文明的现代历程显得尤为必要，不仅可以回顾理论构建的历史过程和机制，澄清理论与概念的历史范畴，避免误读与随意的污名化，而且能够启发我们对于历史解释作出适时调整。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欧洲文明的现代历程》一书作者李宏图教授意识到，像以往那样平铺直叙欧洲文明诞生的历史过程不再拥有强大的阐释力度，而是应该提炼出欧洲文明最核心的精神特质，在这一基础上理解其创造现代世界的原因。由此，本书提出了一种强调人们的行动基于互相之间的选择和博弈的历史观。正如李宏图教授在书的绪论中提到的，“这种历史观强调理解历史与人的关系，重视历史进程后面的博弈，实际上就是在强调理解人们的行动，理解人的实践性行为，以及行动后面的动机、意图以及结果。”这种历史观提醒我们，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不过是过去的一个可能性，于是就可以如霍耐特所说“消灭现实即必然的幻觉”。同时，“互相的博弈，就意味着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行动，去表达，这也就体现为存在可以自由行动的可能”。选择和博弈的实现也依赖于开放性的历史空间，以及允许多样性声音和独立思考的历史氛围。如思想史家詹姆斯·施密特所说：“启蒙要求的不是一个万物都裸露在阳光下的世界，而是一个可以毫无恐惧地说话的世界。”
18世纪启蒙思想的表达的确充满了异质性和多样性。对此，康德将理性和批判视为启蒙的现代性核心和精神实质。康德所谓的“批判”并非否定和对抗之意，“批判”乃是指“划清界限”而言。用康德自己的话说，是依据理性的原则“对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进行裁决，对它的根源、范围和界限加以规定”。这其实是希望摆脱包括传统权威在内的一切外在思想支配和控制，形成独立和自主认知的能力。康德说：“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这里的自由并非指不受限制的状态，而是指公开发表思想观念的自由，是理性通过批判而实现创造职能的条件。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敢于怀疑和反抗权威只是表象，欧洲文明中辩论和思维博弈的传统的形成，其背后暗含着独立认知世界、定义事物的实践和信念，而这必然引发观点上的分歧。许多概念和理论都是在互相争辩的过程中确立自身的边界，辩论本身就是一种公开的探索活动。这种公共空间的能量是巨大的。启蒙运动时期出现了大量沙龙、俱乐部和咖啡馆，罗伊·波特就在《启蒙运动》中指出当时出现了“在欧洲各地不断增加的能言善辩的、富有修养的男男女女”。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获得了主体性的人而言，理性在公开表达后能够引发责任感，人类崇高光辉的内在天性也得以展现。如基佐在《欧洲文明史》中所说的那样，“当他获得了他以前所没有的一个思想或一种美德或一种才能时……他感到自己的本能和内在的呼声逼迫他把这种已在自己身上实现的变革推广给其他人。我们能有一些伟大的改革家，应完全归功于这个原因。”这也就意味着，通过这种方式个人的各种能力得到了发展、思想变得丰盛、精神焕发活力与光芒，这样的精神特质极具影响力。而一个由智力活动充满朝气和精神生活富足完善的人们组成的集体和社会也一定具有不断突破和前进的前景。自我和社会在论辩和对话中得到完善和发展，文明的特性也就得到了彰显。历史学家们也能够从积极主动的历史对象的交流、争论、选择和行动中探究丰富多样的内容。
就历史研究而言，彼此竞争甚至对立的思想观念向我们展现了不同时代信仰和原则之间存在的张力和对话，更为关键的是，无论历史的演进处于断裂还是延续，进步还是后退的阶段，始终都存在修正的可能性。思想的交锋和辩论所起到的作用是提出议题引发思考与关注，拓展时代思维的边界，以此为选择和行动拉开序幕。
我们应该认识到关注历史上的竞争和博弈能够提供一种考察欧洲文明史的新路径。我们沿着这一思路分析争论所能形成的历史条件，追寻博弈各方所依据的原则和其合理性来源，探究竞争的过程中理性或非理性内涵如何得到表达、阐述和进一步的构建，站在这一维度上能够更为清楚地描绘思想观念的转变与更迭，或是彼此的交织纠缠，定位和理解争论的历史影响。就其意义而言，斯金纳指出“以任一言语表达方式表述出来的问题，是演讲者或作者以讨论的形式采取的行动。我们应当认为，我们的概念和他们的言语表达，本质上都是工具——或者可能是武器”。
这里以关于工业革命之后如何解决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平等问题的争论为例，可以窥见其端倪。在功利主义者与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学说中，贫穷被视为社会疾病及道德失败。作为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坚定的反对者，科贝特认为不应把贫穷归咎于穷人自己，当人们被系统地剥夺了权利，才带来了贫穷的后果，这是违反自然正义的。科贝特援引了英国法律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的学说，从财产的起源、财产的所有权性质入手对财产进行了重新定义和说明。他认为，没有人对任何土地有绝对的权利，每个人都是在某些条件下，在为国家提供某些服务和劳动的情况下拥有自己的土地，财产分配的安全原则由此被消解。边沁却认为 “财产平等是对生存原则的破坏，因为它铲除了社会的根基。如果人们的劳动成果都得不到保障，那么就不会有人再去劳作”，并指出“当安全与平等冲突时，平等必须让步……建立完全平等是一种幻想，我所能做的就是减少不平等”。对于这一问题当时也存在其他的观点，欧文则提出必须为失业劳动阶级找到有益的职业，并使机器服从他们的劳动，而不是用机器来代替他们的劳动，斯宾塞则认为政府济贫计划对正常劳动者的收入状况带来不利影响。这些争论博弈酝酿并形成了“贫穷威胁论”与“劣等处置原则”，后来在1834年通过的《济贫法》修正案中被确立为普遍的法律原则。
透过这些辩论，可以看到背后蕴含的则是对自由、平等和权利等文明核心概念的思考和不同维度的理解，思想家们依据各自的理论视角对如何构建财富得到合理分配的正义社会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在这样的不同论辩与讨论中，可以发现来自神圣和天赋的权利与包含了社会性的新内涵的权利之间的彼此博弈和拉扯，以及将政府干预视为外在压迫和将政府作为组织和协调资源实现社会公正、保障公民自由这样不同自由观之间的来回碰撞。在工人运动此起彼伏的历史时期，由于意识到整个社会都处在命运相连的共同体中，一种整体性和社会性的视角就得到了引入，政府需要调整其角色，回应对新权利的诉求。公共福利的提出实现了个人权利与社会权利、个人效用与社会效用之间的平衡，成为了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有效方法。经过了与传统观念的博弈，新观念转变为了设置集中救济的济贫院的行动，新《济贫法》规定院内劳动条件必须劣于院外，作为从道德和效用层面解决贫困问题的办法。
然而，观念与行动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并非一一对应。对观念的怀疑与追求确实引发了对现状的破坏与建设，二者之间有时呈现出多个层次复杂的纠葛，有时又保持距离，但都受到了历史条件的制约，因而我们在进行解释时必须回归历史。斯金纳就指出“我们需要将所研究的文本，本质上视为对现存话语和争论的介入，并且我们需要将辨认出在任一具体的情况中他们构成了哪种类型的干涉，置于解释性任务的中心”。例如新《济贫法》贯彻了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学说和功利主义原则，但在19世纪上半叶的具体的执行和落地的过程中却面临院内救济成本过高、社会舆论的反对等问题，院外救济规模依旧庞大，由此可见理念与制度的创新构成了行动的意图，而其具体的表现和作用则离不开历史现实的塑造。
以争论与博弈为主题，以时间为轴线，《欧洲文明的现代历程》一书为我们提供了在当下重思欧洲文明的全新维度，搭建起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桥梁，现代性并非是固定的教条和僵化的原则，而是一套流动的话语或对话，由不同的声音所组成，从过去延伸至现在，思想由此拥有了不朽的生命。因此，我们不必如后现代主义者那般陷入虚无主义和意义的丧失，因为他们以方法遮蔽了意义，塑造出理性的神话，而忽略了现代性所蕴含的理性、批判和自由等内容在当时的历史时期都是被划定了边界的，是推动人与社会发展的手段。欧洲文明留给了我们自由思考和表达的精神，和一个处于动态发展和变化之中的思想世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不确定性和丰富的可能性也许正是现代性本身，以及蕴含于这一文明的特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