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山的长篇小说《我的喜马拉雅》不仅是一部与西藏文化历史紧密相关的文学作品，同时浓墨重彩地书写了西藏和平解放时期以及和平解放后长期建设过程中，数代军人身上带有理想色彩的英雄主义情结。
小说的引人注目之处，首先在于艺术结构与叙事速度的特别设置。由上下两个部分组成的《我的喜马拉雅》时间跨度长达65年，从团长顾红旗和团政委杨明业等重新集结的1950年起始，一直写到了2015年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但在具体的叙述过程中，作家却并没有平均使用力量。这其中，很显然地存在着一种叙事速度由慢而快逐渐加速的特点。
小说上部结束的时间节点，应该是1951年的7月，最晚也大概是这一年将近11月的时候。这一结论的得出，与文本中曾经交代过的两个时间节点明确相关：其一，作家写道：“顾红旗突然想到了蘑菇，这正是六七月份的季节，雪山上压根看不到蘑菇，可山下却不一样了，此时正是西藏最美的季节，也是植物最繁茂的时期。”之所以要专门提及蘑菇，主要因为进藏部队这个时候再一次遇到了粮食匮乏的严重问题。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顾红旗才想到了可以用蘑菇充饥这一下策。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蘑菇是否有毒。这样一来，才引出了顾红旗的警卫员李本田试吃蘑菇这一故事情节。其二，之所以说最晚也是这一年的11月，与下部开头处的一段叙述文字有关：“前卫团的人马几乎跌跌撞撞地走到这里，他们衣衫褴褛，面色枯黄。有许多人的头发已经很长了，甚至生了虱子。顾红旗回望着自己的部队，从5月出发，此时已经快进入11月份了，足足五个月，他们风餐露宿，饥寒交迫，有许多人永远地留在了进藏路上。”一定不能忽视上部“和平协议”这一节里这段叙事话语的存在。在昌都战役取得大捷后，当故事行进到“和平协议”这一节的时候，距离上部终结只剩下很少的篇幅。下部用123个页码的篇幅讲述长达63年的故事，与上部用142个页码讲述一年零几个月的故事相比较，整体的叙事速度确实要快了很多倍。毫无疑问，当石钟山把一半的篇幅集中用来讲述从1950年到1951年的故事的时候，既意味着解放军进军西藏时的特别艰难，也意味着作家对这一部分的高度重视。又或者，石钟山之所以一定要在小说结构上进行这样的特别设置，乃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将叙事重心落脚在进军西藏的上部，才能够更加强有力地凸显那些理想主义军人身上的英雄主义情结。
具体来说，《我的喜马拉雅》中的英雄主义情结集中体现在以下三组人物形象上。第一组是杨明业和王秀丽夫妇。故事开始的时候，三团政委杨明业尚且是三团留守处的负责人，原本还纠结着不愿意离开部队转业到地方的他，很快就陷入另一种更加难以排解的苦恼之中，那就是到底该拿自己两个尚且年幼的孩子怎么办。一面是安稳的、能够和两个孩子厮守在一起的和平生活，另一面却是颠沛流离的、总是处于危机状态之中的戎马生涯，战争与和平或者说进军西藏与家庭亲情之间的矛盾冲突，一时间成为了横亘在杨明业夫妇面前的最大难题。在经过了一番不无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即使坚强如杨明业者，到最后也只能万般无奈地服从于妻子王秀丽的主张。两人以抓阄的方式决定把大康送给当地老乡寄养，而把二康带上了进军西藏的艰难征途。想不到的是，由于盘尼西林这一药品的短缺，患上肺病的二康不幸夭折，成为进藏路上年龄最小的烈士。为了革命事业，杨明业不仅舍弃了亲情，而且自己也最终把生命奉献给了西藏的和平解放事业，这一军人身上的英雄主义精神，因此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艺术表现。
第二组人物形象是顾红旗和冷妮夫妇。顾红旗的英雄主义精神，集中体现在他婚姻问题一波三折的解决过程中。小说开头，那位总是马鞭不离手的团长顾红旗已经转业到地方，开始了远离战争硝烟的和平生活。一天，他突然接到了部队要他迅速赶到乐山军营集合的紧急电报，见到多年的老搭档杨明业，杨明业提醒他，应该去找顶头上司马师长要一个媳妇。想不到，面对这一不情之请，马师长不仅没有做任何推辞，而且马上就把顾红旗带到了师文工团的驻地，顾红旗指了一下那个正在台上领唱的女兵：“这个兵不错，嗓门高，有力气。行军、打仗、生孩子，一定不会含糊。”顾红旗的婚姻观与现代意义上建立在共同感情基础上的婚姻观，构成了极其鲜明的区别。素不相识的顾红旗和冷妮，明明已经约定好在前卫团出发之前完成婚姻大事，结果却因为顾红旗的意外晚归而推迟。同样的情形居然再一次重演。在进军西藏途中，冷妮曾经一度赶到前卫团的驻地，可顾红旗接到紧急命令，匆匆忙忙地开拔前往拉贡恩达去了。一直到小说下部，顾红旗和冷妮一波三折的婚事在杨明业夫妇的积极操持下，才终于完成。这里折射出的，是顾红旗始终将军人使命放在第一位，他毫无怨言地坚持履行前卫团团长的职责，凸显出忠诚于革命事业的理想主义光芒。
第三组人物形象，则是顾红旗和杨明业他们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杨明业的儿子杨三康，长大后瞒着母亲王秀丽偷偷报名参军，到80年代已经是云南某部的副连长。出于父辈曾经在西藏打拼的缘故，杨三康坚决要求调入西藏军区，后来还担任了军分区的司令员。顾红旗的儿子顾藏光，在追随着杨三康的足迹参军之后，紧接着又追随杨三康调入西藏军区，最后同杨明业一样壮烈牺牲在边防哨所的补给线上。他的女儿顾藏南护校毕业回到边防团当了护士，和青梅竹马的杨三康结婚成家，生下了一个名叫杨戍边的儿子。2000年，原本有多种选择的杨戍边在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和藏族女孩顿珠一起毅然回到西藏，一度担任父亲杨三康和舅舅顾藏光曾经战斗过的玉麦边防连的副连长一职。借助这样一种“子承父业”的艺术处理方式，小说传递出理想主义军人身上浓得化不开的英雄主义情结。
对西藏地区情有独钟的军人，绝不只是顾红旗一位，而是包括了诸如杨明业、王秀丽、冷妮以及他们两个家庭的第二代、第三代中的所有成员，当然也还包括这两个家庭之外的更多曾经有过藏区生活经历的军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小说标题中的“我”，其实又可以被看作是无数个“我”，标题也可以置换为“我们的喜马拉雅”。也因此，与其说那种难能可贵的英雄主义情结是独属于军人顾红旗的，莫如说更是属于他所隶属的整个军人群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