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食记》是以味道召唤记忆的当代长篇小说。味道哪里只是味道？它包含记忆和情感，以及一种传统的世代相继。那些从内心深处激发的情感：男女之情、日常伦理、民族之情或者中国文化精神，其实都包容在朴素而无所不在的味道里面。

故事的美妙、食物的味道与制作，与个人的日常及生活际遇勾连在一起，《燕食记》是与美食有关的作品，但不能笼统被归为美食小说。尼姑庵里的那一碗白粥，背后是风云变幻的故事；荣师傅做月饼过程时的反复琢磨、体会，凝聚着他的人生观，某种意义上，他身上发生过的事情都凝聚在他对手艺的理解里……小说致力于从民间文化立场重新发掘人与时代、人与文化的关系。换言之，《燕食记》的魅力在于通过美食、味道，作家将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情感书写在文字里，将历史深处、地理深处的记忆召唤到我们眼前。

这是中国小说传统中“有情的写作”，不管是写南京还是写粤港澳，不论是写风景还是讲故事，都带一种情谊，看起来不动声色却又动情动意，这是独属于《燕食记》的特质。葛亮写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几句话就把两个人之间的深情厚谊或者一个人的骨气写出来了。我读小说时常想到一句话：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不管从哪儿读起，都会领受到一种源自内心的感动。印象深刻的是女性人物系列，从月傅、慧生到凤行、露露，这些女性形象都是“孤勇者”，有勇气、有担当，深明大义。慧生一个人带大孩子，在困窘的情况下靠自己的烹饪技术做素宴，曲折辗转地生活；露露则属于香港的新一代，个性鲜明生动，栩栩如生。

写美食文化，写地域文化，最终落实的是中国人不屈不挠的精神，那种传统性格中的光泽。“偷师”是面点行业经常有的事，但荣师傅却说那有违他的做人本分，“偷学”不是本领。小说中也提到制作点心时的“熬”，以及中国人哲学里的熬。熬字里有时光的美学、味道的美学，又有做人的坚韧，蕴含着日常生活中的道理。情义、道理和本分有如这部小说的定海神针。

要提到小说的叙述人。面对曾经的历史和世事，葛亮使用了后辈者的叙述视角，这个叙述人是一个“采风者”的视角，和历史内部的故事相呼应。某种意义上，那不仅仅是“我”去采访，更是作为读者的“我们”去广阔的人间采风，去看我们未曾知道的历史、我们的父辈的故事。这一设计避免了叙事的单一性，使作为晚辈的“我”和历史深处广泛的人群进行对话。由此一视角出发，我们得以和叙述人一起感受历史的动荡，看到动荡年代那些普通而又本分的人的生存，他们如何朴素地、认真地生活，如何有情有义地相处。某种意义上，《燕食记》是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采风者说”。

从南京到香港，葛亮已经在香港生活20年，他逐渐了解并熟悉了香港饮食文化，外来者与本地人视角集中于他身上，既看到香港，也看到广东，看到整个中华文化传统如何影响香港。站在香港书写，并不是以香港为中心的书写，而是写出香港饮食文化、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在新时代的变迁。以“美食”为点，葛亮勾连起的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过去和现在，这是对粤港澳大湾区优秀传统文化谱系的重新梳理，深具辽阔的文化眼光和历史视野。

自《北鸢》到《燕食记》，两部作品都是厚重而有深情的作品，都是试图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内部寻找我们的根。不过对于历史的理解，《燕食记》比《北鸢》更丰富、更复杂，更具南方气质。这与作家所处的地域有关，也与作家的时代感有关。《燕食记》里，当葛亮启用另外一个新的视角，从那些手艺人，那些有匠心又有朴素之心的中国人身上寻找我们文化的根脉时，写作技术上更具难度，它要求作者对历史掌故和专业知识有精确的认知。令人惊喜的是，小说挑战了这个难度，写出了一个个深具时代特质、鲜活立体、有光泽的人，也写出了传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烙印，那正是使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常”。

我喜欢《燕食记》，不仅因为整部作品更为开阔、更具气象，还在于它的叙述语言超越了《北鸢》。《北鸢》的语言有些夹生，《燕食记》则有意识地进行改进。作家糅杂了粤语的地方性表达，依然有半文半白的追求，但更为雅正，有意味，远离了翻译腔和复合句式。葛亮有意识地重新回到笔记体风格的文学叙述中，小说语言长短间杂、错落有致，最终达到了“淡笔写浓情”的效果。

今天，一位写作者如何面对他所处的时代，如何书写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如何写就优秀传统文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这是难度，也是挑战。想来，一位写作者和他的读者、他的时代之间，其实时时刻刻都在进行弥足宝贵的互动，而只有“主客相契、时机相当”之时，好作品才能应运而生，好作品的光泽才能闪耀。《燕食记》的写作范式给当代文学带来了惊喜与新鲜感，葛亮用地道的汉语、地道的中华美学和深具意味的中国形式，写出了历史深处的光芒如何泽被后人，也写出了今天的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并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