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伟大诗人,是千古颂扬的传统文人,是理想人格的完美化身,也是悲情萦绕的一尊大神。前有郭沫若1942年的话剧《屈原》,近年有京剧、湘剧、越剧、豫剧、大型情景剧《屈原》等,黄维若先生再写《屈原》,除了立意新颖、构思新奇,重要的是在历史命运、国家命运、文化命运、个人命运的交汇之中,写出了这一个屈原心灵世界的新意,表现出令人荡气回肠的诗意。
该剧构思宏伟、结构完整、叙事方式奇特,与其说在讲一个关于屈原与楚国的故事,不如说是在不断反思屈原与楚国的悲剧。全剧从屈原自投汨罗江写起。楚亡之后,屈原悲愤交加,心结无解。他衣衫褴褛,行吟泽畔,仍吟诵香草奇葩,心系楚国,志向高洁。他的灵魂与楚怀王、张仪、渔夫等人的灵魂对话,很有戏剧的仪式感和表现力。在对话与怀想之中,楚国的历史疮疤被一一打开,引起人们的审视与省察。屈原与楚怀王、宠姬郑袖、宫中小人靳尚、秦国使臣张仪的关系不断恶化的过程,正是楚国日渐衰微、江河日下的命运缩影,屈原以社稷为重,直言犯上,“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一步步走向悲剧结局,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却显示出屈原刚正的性格、伟岸的人格、卓越的胆识、超凡的魄力。此剧叙事完整,矛盾冲突激烈,而灵魂对话的不时切入,则不仅起到了间离效果,也引发了一唱三叹式的感叹。
戏剧的开端,楚王离宫,歌舞升平,屈原向楚王陈述家国大事、改良之举,然而对楚王而言,屈原的一番诚恳直言,难抵轻歌曼舞的销魂魅惑。这一段戏很有意思,是诗歌与人性的悖论,也是政治与审美的背离。诗是追求美的,却诱发了灵魂丑陋的人的欲念。楚王不是不喜欢屈原的诗,当他听到《山鬼》的吟唱,禁不住兴奋大叫,让屈原赶快去蛮夷之地,把山鬼一样的小姑娘给他带来。屈原说,“那是诗里边写的,哪有这样的人?”楚王说,“怎么没有?你自己说的,凡诗歌所说,都是活生生的人世所感,没有那样的人,你能写出来?”一首《山鬼》,屈原讴歌着精神上的超绝之美,而楚王想到的却是满足肉欲的床笫之欢;屈原托物言志、书写胸臆,却成为楚王让他必须进献美人的托词。两个人在精神、品行、趣味上的差异已是云壤之别。
接下来,巴蜀刀兵相见,屈原力主出兵平乱,如果秦国出兵,势必威胁楚国安全。然而包藏祸心的秦国,委派诡计多端的张仪来楚,他以两车宝物贿赂后宫郑袖、公子子兰、大臣靳尚等人,这些人仅在意一己之私,罔顾国家利益。楚国偏殿,郑袖阴阳怪气,问罪屈原;郢都大殿,主张抗秦的屈原、与秦媾和的靳尚、秦国使者张仪、楚国贵族四派势力剑拔弩张,好一番唇枪舌战,然而亲秦势力早已串通一气,屈原一虎难抵群狼,明显处于劣势。即便如此,屈原仍力陈秦国乃虎狼之邦,与之结盟必遭祸殃。然而拿了秦国贿赂的靳尚一伙反而倒打一耙,污蔑主张联齐的屈原收受齐国的贿赂,甚至干脆说屈原就是疯子。张仪巧舌如簧,说如果楚与齐绝交,秦国愿以商於之地六百里献与楚国,屈原识破诡计,力反张仪,但无能为力。虽有秦国叛将陈轸支持,但楚王昏庸,联秦已成定局。楚王章华田猎,屈原冒死进谏。两人话不投机,都来了脾气,楚王欲杀屈原,屈原不惧生死。楚王震怒不已,将屈原放逐于汉北。陈轸给屈原送行,劝他不要辜负一身才华,不必为楚国竭忠尽智,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另谋发展,可是屈原的心中唯有楚国。“我生于楚长于楚,死也要死于楚”。在楚国与齐国断交之后,秦国果然赖掉了商於之地六百里,还大肆进攻楚国,并再次抛出诡计,让楚王前去秦国会商两国之事。屈原再度进谏,反对楚王出行,朝臣靳尚、公子子兰出于私利怂恿楚王前去,楚王果然中计被囚。
在屡屡受挫之后,拿国事当儿戏的楚王果然逞了一时之勇去了秦国,可是对于岌岌可危的楚国却弊大于利。他让屈原等人从齐国迎回太子继位,可是此人把楚国搞得更加糟糕。郢都被秦军占领,千万人死伤逃难,屈原悲愤难消,只能以《国殇》祭奠为国捐躯的楚国儿郎。
这又是一个关于君子与小人的故事,是一个值得人们不断反省的故事。此剧表现了屈原的狷介、刚正、倔强、纯良,他一心想着楚国,唯独没有私利;他不会取悦于权力人士,不会看脸色说话,不会溜须拍马;他是一位君子,为真理而战,为道义而生,为理想而死,并且“虽九死其犹未悔”。这样的屈原是纯洁的,是一条道走到黑的,是理想主义的。所谓“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就是把自己放置在众多世俗小人的对立面,这也注定了自己的悲剧处境,这是屈原的性格悲剧。造成屈原悲剧的众多小人之中,楚王起了关键作用,他骄奢淫逸、任性好玩、胸无大局、不思进取、贪图小利、昏昧误事。一国之君却无韬略,完全是行尸走肉混日子。屈原在这样的国君手下思谋救国之道,岂不是对牛弹琴、南辕北辙,这是境遇悲剧。君子与小人争锋,获胜的往往是小人,因为君子有为人标准,有处事原则,小人抛弃规矩,没有道德,不讲信义,善于逢迎,八面玲珑,以压倒性优势对付君子,这是社会悲剧。小人可鄙亦复可悲,他们在毁灭屈原的同时,也就毁灭了这个国家的正直,损毁了其中的道义,灭掉了国家的生机,因此他们的结局也好不到哪里去。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但是小人的私利总是能蒙蔽他们自己的双眼,让他们抱着受贿的金子坠入灭国的深渊,这是命运悲剧。因此屈原的悲剧不仅是性格悲剧、境遇悲剧,更是社会悲剧、命运悲剧。此剧对屈原悲剧的深刻意义进行了很好的开掘与表现,它不是简单的歌颂屈原的精神,而是在屈原的灵魂深处阐发令人深思的人性内涵。
话剧《屈原》之中充满了诗意。作者对楚辞深有研究和领悟,并且巧妙地化用于戏剧情境之中。楚国宫廷燕乐中吟唱的《山鬼》,屈原被劝说离开楚国时托物言志的《橘颂》,流放途中借《湘夫人》表达的幽怨之情,与楚怀王谈起《九歌》的改写,国破家亡时以《国殇》凭吊战死的英灵,都是楚辞的韵调,是屈赋的意象,是屈原的音容。剧中屈原说出的语言都有韵律,皆是诗句。楚国败亡之后,他的大段独白如江河奔涌,浪涛直下,犹如《雷电颂》般慷慨激昂,气势如虹。
总而言之,这部由黄维若编剧、郭小男导演、黄楷夫担任舞美设计、湖北长江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屈原》已经具有良好的基础,自首演以来受到了广泛好评。但是,屈原首先是一位诗人,其次才是楚国的政治家。目前看来,剧中对其政治身份的表现有压倒诗人身份之嫌,希望该剧在不断修订、加工、完善的过程中,在加强戏剧性的同时,进一步增强此剧的诗性内涵和形象魅力。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北京市文联特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