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中结缘：论小说六家》的副题袭自赵园代表作《论小说十家》，既表达了晚辈对于前辈的敬意，也代表了金理想要努力的方向。

赵园这一代学者是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三代学人”，他们有着深切的“代”的意识和鲜明的特点，不再“集体作战”，而是借助研究彰显自己的个性。程凯对赵园研究进行回顾时谈道：“这种‘代’非指更新换代，而是作为‘历史中人’，作为个人与历史、时代密不可分的共振关系，作为一种命运和境遇意义上的‘代’。因此，一方面是同代人的普遍遭遇、共感，被时代风浪带动、裹挟的‘共通性’，情感体验、精神模式的感同身受；另一方面又存在代际内部复杂、微妙的区别，个人遭际、选择的千差万别。”赵园致力于现代文学研究，后转向明清士大夫研究，她在20世纪80年代还写了一系列同时代作家的评论，如张承志、新京味作家、知青作家、先锋寻根作家等，也参与了当时电影界的诸多讨论，这些批评实践并没得到充分的重视。程凯认为她选择这些同时代人作为研究对象，是将作家的生命体验、主体养成和作为研究者的自己相互重合，形成同构和联动关系，批评也是源于研究者的自省和期待。

金理也相类似，他本业为现代文学研究，却是“同代人批评”较早的倡导者，有着鲜明的“代”的意识。他明确自己“历史中人”的位置，努力找寻个体与时代间的关系，不光是为寻求文学可能出现的“新变”因素，也是为更好地理解一代人的生命体验。在历史与当下的勾连过程中，金理选择以“青年”为中介，研究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中青年形象的流变，把“青年”进一步分解为融入了作者观念的青年和作为历史主体、行动者的青年。

在其所创作的一系列作家论中，金理特意选择了叶弥、鲁敏、田耳、葛亮、张忌、郑小驴六位青年作家单独成书。这里面唯一的“80后”是郑小驴，金理对他很偏爱，曾写过多篇关于郑小驴的评论。郑小驴的作品让他有所触动，通过与之相遇，他看到了一种生命被激发和调动的可能性。金理认为当下的青年写作中存在一种普遍的“现代自传”式的写作，作家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设计人物的生存，导致人物的行动力减弱、观念性增强，把“过去”仅局限于自己在世上生存的时间。郑小驴想要创作的则是一个有历史的主体，借此勾连当下个人与历史剪不断的关系。他深知“我自己的生活史总是被纳入我从中获得自我认同的那个集体的历史之中的，我是带着过去出生的”，即便并非事件亲历者，身上也布满了历史的“伤痕”，从而自觉成为历史遗产的继承者，追溯造就自我的多种根源，人物由此变得立体。在书写创伤记忆时，郑小驴也能摆脱惯用模式和刻板印象，从人的角度出发，避免对历史的简化，比如他通过写日本士兵看故乡亲人照片落泪的情节，来反思一个与“我”年龄相仿、有着七情六欲的年轻人，为何会在战争里变成魔鬼，进而追究暴力背后的根源。在历史感的影响下，郑小驴始终聚焦与时代发展相疏离的青年群体，这也是其创作的一大特点，即“鬼魅叙事”。金理认为这种叙事模式有三重功效：第一重是化作鬼魂，与坚固的社会结构发生碰撞；第二重是借着鬼影触碰被历史禁忌的话题，直视历史暗角，敢于发出声音；第三重是在板块压迫、市场资本、意识形态制约中孤独游荡，保持一种不被驯服的姿态。

金理关注郑小驴的创作，还因为他从中感受到了一种无时或已、万难将息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激活了金理的知觉体验与情感记忆。在他看来，焦虑感是“通过与现实处境持续的紧张对峙来艰难摸索一种自我确立的主体力量”。这种焦虑感自20世纪90年代“无名”取代“共名”始，青年从救世主的幻想中挣脱，青年文学告别宏大叙事，开始弥散。到了新世纪，青年不再与现实紧张对峙、不再发生摩擦，逐渐被主流价值观所整合，这种焦虑感也随之消失，相应诞生了一种自我封闭、拒绝成长的青年形象，姿态看似中性化，实际受制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还有一种青年形象则丧失了欲望，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取消了任何对抗的可能性。焦虑感的丧失带来精神上的倦怠，一大批“躺平”青年、失败者的形象充斥在文学作品里，缺乏主体力量。在这样的局面下，郑小驴笔下那些不断回望历史、充满焦虑、敢于试错的年轻人形象，就显得难能可贵。金理在文学史的脉络中为他寻找到了谱系，如路翎笔下的蒋纯祖，燃烧着熊熊火焰般的热情，与周围环境构成紧张的对峙，与客观世界中既成、稳固的绝对原则相抗辩，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寻求超越的可能。

在同代批评家中间，金理有着鲜明的个性和治学路径。他能穿梭于诸多场景，从鲁迅笔下的阴森世界到当下年轻人的娱乐生活，在历史的长河里打捞、辨析文本，在文学感受力和问题意识间寻求平衡，使得研究充满厚度。他与作家保持一种积极互动的关系，平等对话、相互激发，长期的追踪研究使他能注意到作家的变化，在文学道路上相互提醒、陪伴。他将学术与生活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就像赵园说的：“我和我的同学还发现，正是这专业，满足了我们自我表达乃至宣泄的愿望。或许只有在这种研究中，你才能体验‘学术’之为个人境界。你像是‘生活在’专业中。”所以在金理的文学批评里看不到对西方理论的炫技使用，更多地是看到他本人的存在，他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困惑都真诚地融入其中，与作品相互对照，直言不讳自己的感觉。从这些批评文字里可以感受到金理对当下的极大热忱，不轻易放过这个时代的“真问题”，在对于答案的追寻中，一向温文尔雅的金理也会显示出一股执拗，反而使得他的性格更加饱满。在阐释作品、与作家共鸣共振之外，更难能可贵的，是金理坚守自己“历史中人”的位置，在与时代同频共振中生发反思，如“我们这一代人对于自我主体的想象、甚或今天依然身陷其中的价值困境，未必不和当初相关”。他对同代人及其创作的审视，也是对自我境界的不断深化和对生命体验的不停回溯，从而“通过阅读让自己更新思维，打开新世界”。

金理这一代“80后”学人，还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金理将其视为一种使命感，继承前辈学人的优秀传统，再传递给年轻一代学子。他带领复旦大学现当代专业的研究生们讨论新人新作，来感受他们这代人的焦虑，也在年轻人身上看到了不同于“80后”一代的活力，“在那一刻，我觉得其实是学生在提升我，虽然我也在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和青年作家，但是我面对的那张地图其实非常陈旧，我的眼光太狭窄了，而更活跃、更有创造力、更有原创性的青年作家并不在我的视野中”。他不断阅读新的文本，提出新的问题，又谨慎地与喧嚣的时代保持必要的距离。

这本小册子以《风中结缘》为题，风是时代之风、地域之风、精神之风，好的研究者就是一位捕风者。风也是一种不期而至的缘分，通过与作家作品的相遇，把对作家的期许转化为对自我的期许。在当下批评越来越成为文学圈的“内部游戏”时，赵园老师提示了我们，如何更好地将文学批评与生命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批评作为一种生命活动，是批评者整个精神的投入，综合了直观、思辨以及其他情感、心智活动。好的批评文字，应当体现出这种精神活动的‘有机性’。这种批评也势必是批评者个性、人格的呈现。”这定会成为金理和同时代批评家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