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让中华民族在整体意义上确立了一个强大的外在“世界性”参照，并开始不断陷入民族国家的主权、生产力、文化的“现代性焦虑”之中。而这种整体的“现代性焦虑”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间，或加重或减缓，在激烈的历史震荡中慢慢地趋向缓和但并未彻底解决。三种“现代性焦虑”在社会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始终纠缠在一起，不可分割，互相影响，但缓和的顺序却并不一样。只有前边的焦虑相对缓和，后边的焦虑才能在整体意义开启真正的缓和之旅。若从“世界性”参照的角度看这三个现代性焦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首先极大地缓和了主权焦虑，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则缓和了生产力焦虑，新世纪前后对中国文化“软实力”“走出去”的强调，正是中国在主权和生产力焦虑得到极大缓和后，在文化方面开始缓和焦虑的明确历史信号。

文学作为时代最敏锐的感受器，早就吹响了百年来中国与世界关系想象的号角。从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发展史来看，大致可以分为20世纪50～70年代的“初始期”、20世纪80～90年代的“过渡转换期”和21世纪以来的“多元化发展期”三个阶段。

从中国文学的世界想象来看，新时代中国文学的“走出去”，符合百年以来现代性文化焦虑整体进入缓和阶段的历史大势。和五四运动及改革开放不同，“新时代文学”意味我们在萃取传统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基础上，在贮备了丰厚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后，应该有能力生成一种与新时代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的当代性文学品质。而对这种品质的创作丰富与理论阐释，也将是新时代文学工作者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

回顾历史，每一个文学时代最终都是围绕富有时代特色的作品确立的。不论是在“十七年文学”还是新时期文学中，总会涌现出一批迥然不同于前期的文学作品。“新时代文学”当然也不例外，它必须生成有自己时代特色和文学使命的作品。在不确定性中寻找最好的可能性，也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之一。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容易关注那些改天换地的历史变革，却往往忽略静悄悄的历史积累。《万历十五年》已经向我们展示了激烈的大历史和静悄悄的小历史之间复杂的关系。就“新时代文学”而言，它的出现更像是历史的厚积薄发，是一种宝贵的历史回馈。首先，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这些互相关联的大历史事件让“新时代文学”有了充足的贮备、消化、生成的历史条件。其次，作为大历史融汇集结的“新时代文学”，它的发生时间并非一个断然开始的节点，而是符合历史内在逻辑的弹性时段。从现代性文化焦虑缓和的角度讲，窃以为新世纪前后我国对文化“软实力”“走出去”的重视，应该就是“新时代文学”兴起的前奏，而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可以视为中国与世界文学关系一种富有象征意义的标志事件。

相对于尖锐的大历史转折点，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和转折能够划出一条有规律的历史弧线，这是国家之幸、民族之福。近代以来，似乎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一样，划出一条漂亮的、和平崛起的历史弧线。14世纪以来出现了四次大国崛起的浪潮，先后有9个大国竞相崛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成功崛起又先后衰落，法、德、日、俄在大国崛起之路上起落反复。钱乘旦认为，美国作为目前唯一的超级大国，其成功崛起的原因是：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以稳定政治局面保证国家的发展；在强大的经济基础上形成强大的整体国家实力；坚持对外开放，善于汲取别国的经验和优点；富有创新意识，敢于创新；果断决策，抓住重大历史机遇。可以看出，美国崛起的核心保障其实也是主权、生产力、文化三大方面，并且同样遵循了前者为后者提供发展基础的规律。

中国正处于第五次大国崛起的浪潮当中。与21世纪以前大国崛起的殖民、侵略等历史背景不同的是，中国的崛起是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下，依靠自身积累和改革创新实现的，我想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涵之一。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中国却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当前世界充满了各种巨大的不确定性，但中国有能力积极应对各类突发事件。这样的结果绝非朝夕之功，而是几代中华儿女共同奋斗出来的。

如果说世界充满了发展的不确定性，那么刚刚启航的新时代中国及其文学显然也具有鲜明的未完成性。“新时代文学”最基本的使命和特色就是要在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中，用文学想象的力量寻找到自己最好的可能性——这样的表述过于抽象，讲得具体一点，我自己对“新时代文学”大概有以下几点基本的理解和期待：

其一，新时代文学是充分继承百年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新启航，需要依靠创作来确立自己的时代使命和艺术特色，因为“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新的写法”。文学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新的时代生活一定蕴藏着新的艺术可能，这就需要作家们有更高超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才能发掘出代表新时代精神的新形象，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来。

其二，新时代文学是对百年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文学新想象。文学作为全世界最为古老和普遍的艺术类型，始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保留了最为丰富和细腻的历史发展信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伟大的作品不仅能保留时代的万千气象，更是历史最好的记录员。不论是诗经的风雅、唐诗的气度，还是《红楼梦》的家族变迁，阿Q的“精神胜利法”，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既是后人研读历史的绝佳素材，也是体会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绝妙窗口。如果说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在很长时期充满了“感时忧国”的特征，那么21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在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共振关系中，希望能成熟地呈现出一种平视世界的中国文学气派来。

其三，新时代文学是同时体现自身主体性和世界多样性的艺术创作。20世纪以来中国有五四运动和改革开放两次“西学东渐”的浪潮，体现在现当代文学中就是对外国文学的学习与融合。新世纪前后，当代文学出现了更多回归传统文学的表现，莫言、贾平凹、王安忆、格非、苏童等作家，从语言、形式、结构、题材等多方面，尝试让古典与现代进行创新性融合。新时代文学作为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最新阶段，从传统资源、世界交流、当代生活几个方面都已经为创新积累了足够的贮备，应该不断涌现出一大批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的优秀作品来。

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会呈现出一种新的精神特征和时代品质。新时代文学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应该是沉稳和扎实的。从国际视野看新时代的中国文学，它首先面临的挑战是能否用兼具民族特色和世界品质的艺术创作来确立自己的独特时代使命。其次，新时代文学在处理中国与世界的文学关系时，是基于作品艺术审美能力和人类共同精神价值而“走出去”，只有这样的中国故事，才能真正实现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的效果。最后，充满自信的新时代中国文学，一定也是包容性和自由度很大的文学，它在表达主体性的同时，也会保护多样性。就像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闪亮的雪花》里那群在雪地上自由追逐的孩子们，甚至能将排练的失误转化为感人的一幕。这既是艺术审美，也是文化自信的表现。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