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少有文学评奖的事，不像现在各种奖满天飞，所以得个奖是不容易的，也是很光彩的。
1953年12月，西南军区在重庆举办了文艺检阅大会，给我颁发了奖章和奖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获得文学创作奖。奖状的内文是：
劈开雀儿山（诗）康藏高原的誓言（诗）接岗以前（诗）运输线上（歌剧）参加西南军区一九五三年文艺检阅大会文学艺术评奖，由大会评奖委员会评定，并经西南军区批准，特授予该作者高平同志创作奖一等奖。此状 司令员 贺龙 政委 邓小平
长方形大印盖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关防”。
可惜这次检阅大会暨颁奖典礼我没能参加，因为我正被借调在解放军电影制片厂（后来改名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创作大型文献纪录片《通向拉萨的幸福道路》，刚由西藏工地回到北京。后来才知道，当时大会还有文学作品展览，展览了我的照片和发表的部分作品，我的事迹材料是由杨星火整理的。
和我一起获得一等奖的作者还有寒风、李南力、白桦、柯岗、胡征、林予、公刘、陆柱国、冯牧、陈斐琴以及工农干部、战士作者樊斌、李安家和李宝善。获得二、三等奖的也有很多。当时的西南军区文学创作力量之雄厚可见一斑。
对于我，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是很高的荣誉，我一直珍视这个荣誉，因而这张奖状被我完好地保存到现在。不过，保存它也不容易，除了辗转行军、挪动驻地、转业调动、栉风沐雨之外，最具被毁危险的还是在那特殊的年月。
这次获奖给予我的精神鼓励是非常巨大的，它也影响了我以后的创作道路。它使我不时回忆起那几篇得奖作品所起的作用，坚定着我的社会责任感，使我始终同“无病呻吟”和“不知所云”保持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第一次出书
我忽然收到一封完全意想不到的人的来信，内容大致是：我们注意到你近年来发表了一些诗作，想给你出版一本诗集，请你把书稿寄来。署名是军委总政治部文化部编审出版处马寒冰，名字下面还郑重其事地盖着印章。
这是1954年5月间的事，当时我正住在川藏公路筑路工区波密地段18军53师159团体验生活，是军邮员把信送来的。
那时，我还没想过出书的事。得到这个令人喜出望外的消息，我立即清点了一下已经发表的诗，一共才十几首，印成一本书显然太薄了。但机会难得，盛情难却。于是我在漏雨的帐篷里，伏在树枝搭成的床上，突击了好几首新作，共有了21首，书名《珠穆朗玛》，寄给了编审出版处的马寒冰处长。11月，当我回到昌都时，收到了他的电报：“你的诗集即付印。”第二年（1955年）3月，由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编的《珠穆朗玛——进军西藏诗集》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竖排83页，定价2角8分，印数10100册。
它，就是我的第一本诗集。
我，不能不感激马寒冰。
一直到1957年他去世前夕，我和其他同志才在他北京的家中见了他一面。那是个夏日的晚上，天气很闷热，我们只好坐在院子里说话。留给我的印象是他似乎很消瘦，情绪有些烦躁不安。
马寒冰原名马国良，福建海澄人，生于1916年。他1932年就读上海沪江大学，1935年在厦门鼓浪屿组织天竹文艺社，任《华侨日报》文艺副刊编辑。1936年到缅甸，先后任《仰光日报》副刊编辑、《兴商日报》总编辑兼缅甸通讯社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怀抱爱国热情、救国之志，历经艰难曲折，从缅甸经香港到广州，长途跋涉至陕北。在“抢救运动”中被怀疑为敌人的“派遣间谍”，遭受了冤屈。他担任过《晋察冀日报》编辑部副部长，194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兵团宣传部副部长，随王震将军解放西宁，进入新疆，任新疆军区宣传部部长，后来调总政工作。
“马寒冰”这个名字现今有些人也许会感到陌生，1989年8月由王震题写书名、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寒冰文集》恐怕读过的人也不多。但是他作词的歌曲有不少一直流传至今，为人们所熟悉，比如《新疆好》《我骑着马儿过草原》《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等。
他是著名的编辑、记者、作家，也是部队文化工作的领导干部，他无私无畏的精神，他发现人才、爱护人才的热诚，令人难忘。譬如西宁解放时，音乐家王洛宾时为马家军82师政工处上校处长。是马寒冰把他引见给王震，王震与政委徐立清才委任王洛宾为一兵团宣传部文艺科科长，并且从警卫排调出一匹枣红马让王洛宾骑。王洛宾活了83岁，而马寒冰仅活了41岁；一个儿女情长，一个英雄气短。
第一次出席作代会
1956年5月，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当时出席者包括西南各省区的协会代表。我作为西藏唯一的代表前去参会。我从拉萨搭乘军用卡车出发，沿着我曾参与修筑了四年的川藏公路东行，两千公里路整整走了12个昼夜，然后再从成都换乘火车到达重庆。放下背包赶到会场时，开幕式已经进行了一半，女作家曾克正在作报告。
由于我是进藏部队的青年诗人，来自最遥远、最艰苦的世界屋脊，所以在会议期间倍受青睐，使我诚惶诚恐。
《重庆日报》的编辑特意来到会场上，在我的身边坐下，悄声向我约稿，并且立即掏出现金，预付了一笔稿费。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真有些不好意思。我写了一首《给重庆》，他们很快就发表了。
重庆人民广播电台要我去朗诵诗，去电台录音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情况不熟悉，心里便没有底。我的新朋友、诗人高缨那时是重庆团市委的干部，也是会议代表，他主动为我参谋，给我壮胆，一路陪我走到电台，顺利地录制了我朗诵的《珠穆朗玛》，节目也很快播出了。
5月19日是大会胜利闭幕的日子，当晚，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和青年团重庆市委员会在青年宫联合举办了文学晚会。据徐行在《重庆日报》的报道《欢乐的会见——记19日本市青少年和作家的联欢晚会》记载，参加晚会的有1500名青少年和30多名作家，我也是被邀请出席的作家之一。在会上讲话的有团市委副书记于克书、青年代表鄢国培、少儿代表李仁凤，作家代表讲话或朗诵的有李劼人、蹇先艾、沙汀、刘盛亚、章晶修和我。报道在写到我时是这样说的：“来自拉萨的部队诗人高平为大家朗诵了他自己的诗《阿妈，你不要远送！》。火热的诗句把青少年们的心紧紧抓住了。”会后还举行了文艺演出和舞会。报道中还写了沙汀、李南力、高缨、段可情和我与大家在会后的交谈，说“从康藏高原来的高平同志在娓娓不倦地向一群诗歌爱好者谈诗的写作问题，他鼓励大家不要害怕失败，要满怀信心努力不懈地练习写作”。
整个活动一直到夜间11点钟才结束。我正准备回去休息，沙汀把我叫住，让我和他们一起去饭馆吃夜宵。我和沙汀是第二次见面了，1950年在解放不久的成都近距离地听他讲过他的创作经历，并向他提问过方言文学的前景问题。见他对我特别热情，我就不好推辞了。在饭馆的八仙桌上，他、李劼人、蹇先艾和刘盛亚四位老作家各坐一面，沙汀给我另外加了个板凳，靠在他的身旁。他们的夜宵很特别，要了大碗的黄酒和好多的卤猪蹄（他们叫“猪脚”），大口地喝着吃着。看来他们是兴奋了，在庆贺老友的重逢、会议的成功。我虽然插不上什么话，但享受着老一辈作家对我这个小青年的垂青和关爱，心中十分温暖和感动。
如今，这些可敬可爱的老作家都已经作古了。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天真善良、他们对青年人的热诚，却始终像昨天一样清晰显现着。遵循他们无言的榜样，我对文学青年从来不敢怠慢，更不会摆什么架子。
这次大会的合影，我一直保存得完好。有一年，四川作协的老朋友洪钟和萧崇素因公来到兰州，在我家谈起往事，说到这次会议的情景，我拿出合影一同观赏。因为他俩也是会议的代表，画面上当然也有他俩，他们如获至宝，要拿回成都去翻拍，我就答应了。从此再未完璧归赵。我曾经委托曾小嘉去查找索取，也无有下落。唉，人老了，忘性大，行动不便，联系不易，奈何不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