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年写作者那里，独特的个人经历和诚挚的自我记忆，往往是写作的首选题材。这也难怪，初登舞台的写作者总会急于展示自我，他们借助经验的再现与编织，获得一种朴素便捷且自然真切的文学表达，由此得以确证个体写作的独特价值。他们的创作往往由“我”的介入来描摹身边的人与事，以强烈的代入感，席卷一切的情感力量，将最切己的个人经验和情感体认“和盘托出”。这在年轻的蒋在那里，也体现得极为明显。从2020年的小说集《街区那头》（作家出版社）到这部最新的《飞往温哥华》（中信出版集团），她笔下那些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故事，并不为我们所熟知。但她极富才情的个体经验表达，连同小说人物的创伤和孤独等情绪困境，以及事关疾病与生死等幽微复杂的精神体认，使其作品总能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准确击中我们。
事实上，恰如岳雯在《“在世界中”的青年作家》一文中所分析的，青年作家对于空间的理解已然完全不同于前辈作家。传统意义上的城市与乡村，不再构成他们理解空间的基本结构，相反，跨越国族边界的快速流动，成为一种新的文本现实。换言之，“在世界中”正日益成为小说的基本视域。“故事在世界发生，人物在世界行走”，空间的显著变化，成为我们理解当下青年写作的一个端口。是的，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蒋在正是这样一位“在世界中”的写作者，当她拿起笔开始创作时，其海外经历自然成为生活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小说集的开篇《飞往温哥华》，呈现的便是留学生活光鲜外表之下，不足为外人道的痛苦与艰辛。作为留学生题材小说，蒋在的作品牢牢建立在扎实的经验积累基础之上。通过她的作品，我们得以看清今天留学生活的诸多真相，这早已与父辈年代怀抱理想的出国留洋截然不同，“留洋”的“神话”正在被无情“窥破”。在她笔下，置身海外的青年学子，并没有显示出太多的理想和抱负，反而不得不忍受漫长的孤独、深切的隔膜，以及更为显著的物质窘迫与焦虑。小说详尽描述了身处异国他乡的儿子，在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方面的诸多不易，而他的父母虽对儿子寄予厚望，但限于自身经济状况，并不能为他提供更优越的生活保证。不仅如此，他们自己的生活也是一团糟糕。小说最后，在温哥华天宽地阔的美景之下，儿子的疾病令人触目惊心。思索这一切，不由得让人联想起电影《我不是药神》里那句“扎心”的台词：“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穷病。”由此，小说隐约指向的现实问题其实在于，一个并不富裕的普通家族，究竟应不应该参与这场声势浩大的全民游戏。
由此而来，一个值得追问的话题在于，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他们义无反顾的奔赴？以至于小说里那些含辛茹苦的父母都毅然决然地告诫孩子，“不必挂念，不必多联系，也不必回来……”而事实上，蒋在的小说并没有对这些理想表现出过多的尊重，反而总是一次次不合时宜地“抖露”出海外生活的真相。这就像《遗产》的开头所呈现的，刚出国的时候，人们总会觉得“国外的镜子是要比国内的亮些”，然而接下来的一切，其实都与预想的不一样。小说中，黄杰明的母亲由舞蹈家向清洁工的“蜕变”，想必正是令无数移民者“崩溃”的重要缘由。“她开始无数次重复那些对于父亲已经没有意义的责问，说没想到他在温哥华过得这么糟糕，还把他们也弄来了。”从父亲母亲，到自己和妻子，主人公黄杰明面对的，其实是一个庞大的海外失败者家族。而小说中的父亲，正是这所有人悲苦命运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看，他的所谓“遗产”便具有了意味深长的含义。起初，父亲的遗产是“让人振奋”的，那是妻子李俏眼中“绝处逢生的希望”，而小说的悬疑也在于，“父亲会留给自己怎样一笔遗产”。从情节的发展来看，黄杰明最后的“失落”并不意外，一位落魄之人，又怎会留下惊人的财产？小说重要的当然不是遗产本身，而是借此呈现不同代际的生活，暗示他们遭遇的一切，凸显海外谋生的卑微。小说最后，那“几匹德国运来的马”堪称神来之笔。在此，殊死搏斗的悲壮与劫后余生的疏离，显然都包含在“遗产”与“债务”所暗示的微妙隐喻之中。于是，小说唯一的疑问在于，当父亲的红色吉普车重新出现在黄杰明眼前时，他在失落之余，有没有勇气走出一条新路，而非重蹈覆辙。
这部《飞往温哥华》也延续了《街区那头》中对于跨国恋爱及婚姻生活的关注，这显然是海外经验中极为重要的段落。《再来一次》以第二人称的倾诉语调，深情讲述了跨国恋情中深藏的创伤体验，这既包括它可能遭遇的各种阻力，也形象化地展示了它最终通向的悲剧性结局。《小茉莉》则将异国经验的复杂性推到了极致。作为中国女性的“我”，在深刻体认“陌生的异国他乡的冰凉”之余，更是在重组的跨国婚姻中饱受精神折磨。如小说所展示的，当“我”得知史蒂夫与前妻以及孩子仍然联系密切时，“婚姻的废墟”所指向的心理疾病便渐次呈现：“他们过去的生活已经让我无路可去”。然而，这里不仅仅是“我”，重组家庭所涉及的所有人，其实都被卷入到无尽的苦痛和创伤之中。从母亲的愤怒，以及她的绝症，到小茉莉的糖尿病和精神分裂，再到父亲的自责，所有人都“正在朽坏”。而这里的“朽坏”，又何尝不是蒋在笔下人物的共同命运？
纵观蒋在的小说人物，他们不仅仅有中国人，也包括活跃着的印度人、泰国人、越南人等。广大的第三世界人民，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有着近乎相同的文化处境。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在处心积虑地想留下来，这些积极奔赴的故事，我们并不陌生。然而，温柔的接纳和长久的安稳，又谈何容易？一番徒劳的挣扎之后，他们往往只能无奈地放弃，逃离那片陌生而虚无的土地。蒋在的小说，总在讲述这如此漫长的，或奔赴或逃离的旅程。
当然，蒋在也会写到童年，在对童年的回望中，透露出与童年旧友重逢时的种种感慨。《午后，我们说了什么》便是日常生活中意味深长的一幕，这篇小说极为难得地从海外视域折返到家乡贵阳，写出了旧友重逢时的期待、尴尬与悲凉。小说之中，当“小时候”与“现在的生意”彼此对照时，一种时代变迁的慨叹便会自然生发出来。在此，即便是在与童年玩伴久别重逢的寒暄里，小说也会不失时机地流露出对于“自我的与世隔绝”的刻骨体认，而念及旧情的“小温暖小自我小安慰”，也终究被生意的“陌生和冰凉”无情消解。这大概正源于畸形的原生家庭，以及物质主义的年代对于个体的塑造。《等风来》也似乎事关童年，而小说的悲剧性则在于命运的无常。等风来，风筝就能飞起来，然而，风却没能带来奇迹。只有孤独，以及独孤中无望的等待，或者还有离散，抑或突如其来的死亡……
总之，从《街区那头》到《飞往温哥华》，蒋在的小说变化是极为明显的，她有意化约了故事中奇崛险峻的部分，整个叙事更加朴素自然，也更有力度。而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少年成名的诗人，蒋在小说中的诗歌因素也有迹可循。早在《街区那头》中，我们便能轻易捕捉到小说字里行间弥漫的诗意。她甚至会直接用诗句为小说命名，比如里尔克那句“举起灵魂伸向你”，便被郑重其事地应用其中。而更多的时候，她还是将小说与诗歌区分得比较清楚。相较于诗人“在效仿一切虚幻不实的幻象”，小说总有它的“色泽”，它的“现实感”被置于突出位置。异国他乡的生存经验，有关文化差异性的切实感受，以及那些难以排遣的苦痛与创伤，构成了蒋在小说极为重要的文化底色。而在小说语言方面，《等风来》等篇什体现出的自然清新的格调，都给人诸多惊喜，尽管对她来说，语言与文风，以及遣词造句的本土传统，仍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小说课题。好在年轻的蒋在永远值得期待，她注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作者系北京文联签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