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关于五四青年节的一个采访中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在讨论中国的社会或者文学问题的时候，要基于‘乡土中国’这个事实。”我想，对于散文写作而言，认识和书写乡土中国既是一种功德，也是一种困境。毋庸讳言，我们的散文写作在被某些具体困境包围着，我们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人。因此当许冬林《外婆的石板洲》的书讯出来时，我内心十分警惕，这六个再熟悉不过的字组合在一起，令我无端生出失落和不安。当然，我是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在鲁院课前她悄悄将书放在我桌面，等我到来时，才见到了这本书里的真章。读后可知，这是一本值得被提起的散文集。

书有两辑，分别是“人事多情”和“风物有味”，文章凡20篇。

我们今天许多时候不再有深情的能力。对于渐行渐远的村庄，她的世俗化程度随着惊人的现代化的抵达而提速，让人们学会在惊愕中伪装，回到回不去的村庄成为乡土散文写作中的一个巨大伪命题。但万物仍在生长。在《万物生长》中我看到了一种令人惊喜的深情：“在僧人的唱颂里，我看见月光普照，群山空寂，一条白色的河流蜿蜒穿过大地，身后两岸绿草萋萋……”在《三寸金莲》中：“我又想起她当年月下讲《白蛇传》的情景，微风经过，许家塘的水面闪耀银波。”在《渔网与姑娘》中：“我的青春开场读情诗，暗暗想着小心思，追着三毛与荷西的故事。相信自己是个有远方的人，期盼长大后也能邂逅一个遥远的荷西……”这些深情表白在纸上，来源于外婆以及我们的乡村。今天我们可能面对着过多的道理，却忘了“不讲道理”才是最有道理的。一个写文章的人不是生活的说客，我们只要流好自己的眼泪就好了，其他事情交给读者和世界。许冬林的童年以及人情风物并不惊天动地，但我们绝大多数读者都是普通人，需要的是一种日常的深情。而这本身就是一种写作的办法。

因为有家不能回，所以我们才一再提到故乡。当然我们并不能指望在纸上回家，“不回家”，才能回到家乡那个村庄的深处。这是许冬林的敏锐和深刻。在《再见，卡带录音机》中：“我捧着一纸盒晒过的磁带，像捧着一片辽阔的秋天的田野。”在《公共澡堂》中：“你看看满澡堂女人的身体，赤条条的身体，觉得自己是没喝孟婆汤投胎的鬼，前世和来世，在眼前缭绕错乱，太痛苦！”在《风在乡下》中：“可是，我心里隐约感到惭愧，因为自觉不如莲花好看，母亲也甚少夸赞过我的容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村庄，它一定是一个广博而遥远的时空，我们穷其一生也无法书写完全部。一个人甚至不可能写完自己所有的秘密。所以我们只有抵达“深处”这个位置。这是许冬林的办法，一种有效的办法。既然我们不能深入生活，我们就可深入思考。这并不是佯装或玩弄深刻，而是和读者一起找到那处最准确的风景以及情绪。如果没有这一点能力，我们的记叙、写景、议论都将无比软弱。这其实也不是什么神奇的手段。我们的文学和乡土一样有着良好的传统，用好这些古人的法术就够我们走到深处了。比如这就是“平中见奇”，在《月照》中：“我看看天顶的月亮，看着脚下的路，觉得我和母亲走在霜地上，也像走在月亮上。”在《莲阴》中：“我们喜欢跟大人们隔着一场雨，而我们，也在避着雨。”当然这种“深处感”是我这个读者读出来的，是一孔之见，但文章不就要让读者看到更多的世界么？

我们对乡土中国的书写并不少，产出也很快，但事实并不如人意。有些人付尽毕生心血，或者一代又一代写作者前仆后继，却把这条路走得平庸或诡谲。今天的乡村必然是旧日的现代化，我们不能忽视乡土与现代化的关系。“现代化”好像是一个很突兀的词，但既然乡土中国已经在巨变与出新，我们就不能总蜷在过往里念旧。念旧是一种软弱和短视。我看到许冬林的某种“深耕”意识，她看到了古老乡土中的现代性，并试图去书写与阐释，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值得我们去学习。在《菱歌》中：“反正大家都饮用自来水厂引自长江的江水，小河成了垂暮的病者。”在《三个收废纸的男人》中：“想到昔日那两个收废纸的师傅和一个收废纸的老师，就会更加明白：只要精神上挺住，各人的活法，便也各成风景。”在《渔网与姑娘》中：“我不知道，她回家后，将怎样回答众乡邻的各种探询，又将如何去寻一个适合心意的男人为夫。”我们和水流一样都有自己的故乡，又都在离开故乡甚至慢慢变质。在城乡之间我们是纠结与矛盾的，但正因为城乡间的这种联系与观照，才形成了一种更为辽阔、生动和结实的世界观和文学观。这至少对于乡土散文写作而言是有效的办法。许冬林找到了这种深耕的办法，我们便可能不用上路也能回到老家。

我注意到这部散文集的最后一些篇章有明显段落和标识。这不是一个好办法，看着整洁却流露出某种胆怯，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文章的形式美。这只是我的看法，也是一种自我教育。一个散文作家能把一个耳熟能详的话题写出这个格局，我相信她是找到了一些办法的。她带着深情走到深处，帮我们深耕了故乡的风景，并以此证明：时至今日，村庄仍然是一种办法。

（作者系扬州市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