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这个词，现在似乎不像以前那样频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尽管漂泊从未停止，并且扩散到了中国所有的城市。或许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漂泊，又或许是因为“内卷”和过劳工作等话题具有更尖锐的现实指向，总之我们在悄悄遗忘漂泊对个人生存空间的倾轧，这正是阅读《异乡人》带来的警醒。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是一个仅仅指向底层的问题。几乎每一个漂泊异乡的年轻人，都能从那些辗转于简陋出租屋的经历中辨识出自己的影子。

子禾写了地窖式的阴冷小屋、肮脏的公厕、难以止歇的嘈杂环境，写了与房东的冲突、合租矛盾、租房骗局等亲身经历，但他审视的目光并不止于此。他的笔触溢出了“北漂”，也溢出了个人化的自怨自艾，更多地是指向那些有着共同经历的他者。这些人可以是亲朋好友，可以是陌生的租客，子禾不仅书写他们在北京的生活，还试图呈现他们的整个人生，他们的爱情、婚姻、欲望、梦想、失败乃至死亡,北京不过是一个将所有观察联结起来的基点。子禾还将观照的目光投向房东家的老太太和小女孩，尽管和“我”这个租客相比，她们占有无比强势的地位，但她们同样在生活的表层下经受着心灵的寂寞和孤独。这是一种宽广的、指向所有弱者的悲悯和关怀。不过，略显不足的是，在本书的第二部分，部分篇目的指向过于宽泛，尖锐程度和现实关怀有所衰减。

智性与感性并重的观察方式与宽广的关怀对象，共同构成了《异乡人》尖锐、真诚、哀恸、冷峻的艺术特征。我尤其喜欢书中的智性成分，特别是对规训的警惕和反思——既是对房东与租客间、子女与父母间乃至朋友之间微观权力的体察，也是对更加难以言表的“大他者”的谎言透视。房东随时准备着敲门，发布“命令”，用“咱们”“大家”中所蕴含的集体性来冒充美德，而租客只能学会忍受，学会习惯那种“败坏了的空气”；女儿试图表达对自己婚姻的意见，却遭到父亲的无情呵斥：“哪里轮到你说话了？”只能退出关于自己的谈判，仿佛她“真的可以退出自己的人生”；曾经“抱团取暖”的朋友，因“成功”带来的身份差异，彼此间变得谨慎犹疑；对学校里各种声音的观察，使人想起阿尔都塞的某些论断……对“我”或更多年轻人来说，流动是一种逃离。然而最终的结果是，他们既没能完全逃离乡土家族血缘维系的关系，又不得不在城市漂泊中面对经济和身份差异带来的不平等。对于这种种“规训”，“我”曾告诫朋友，“一个人要在社会中有所成就，需要真正学会接受它，如此才能获得它蝇头小利的奖赏”，然而就像我们永远只能活在当下，这位朋友在获得“成就”和“奖赏”之前猝然长逝，他永远停留于“煎熬”的当下。

福柯曾谈到规训等知识的作用：“在这些方面，人们并不被告知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做怎样的事，应该相信什么，思考什么。他们可以弄明白社会机制迄今为止是怎么运作的，压抑和束缚如何起作用，这样就可以替自己作出决定，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子禾的这本书显然够不上对整体社会机制的观察，但其对庸常生活之下褶皱与缝隙的书写，还是呈现出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敏感性和责任感。每位读者都可以藉由书中的观察，形成自己的认知，“替自己作出决定，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

之前在刊物上读过一篇同样涉及北漂的小说，写得漂亮而有趣。我当时非常喜欢，欣赏其呈现出的北漂者的生命力。读完《异乡人》再去回想，倒觉得自己的欣赏显得虚浮——只有遮蔽或忽略某些东西，才能抽象出那么完满丰厚的生命活力。仔细想来，不是那篇小说存在什么问题，而是虚构与非虚构文体本身存在差异。

虚构和非虚构与读者分享了不同的契约。虚构声称自身是“虚构”的，因而人们往往从自身的生活经验与阅读经验出发，去衡量虚构故事的真实性，要求作者满足自身对于虚构的既有想象。故而虚构作家往往面临脱离实际的指责，“现实生活即是如此”或“取自真人真事”是其中最乏力的辩护词。而非虚构标榜自身的“非虚构”，人们对其呈现的生活现实怀有更宽容的态度，对其现实刻画怀有更多期待。人们当然也会对“虚构”怀有这种期待，但过分集中的呈现往往使读者觉得虚假，脱离现实逻辑。非虚构不会面临这样的问题，集中呈现的生活，反而会起到修正人们现实认知的作用（这就要求非虚构作者对读者的信任保持足够的真诚）。换句话说，只有借由非虚构，某些东西才能呈现出更充分的批判性和穿透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