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当年那个小学生在给库尔班的信中发出的疑问，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或许同样好奇：库尔班大叔为什么要去北京见毛主席？他为什么会三番五次骑着毛驴踏上远途？他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这样做？电视剧《库尔班大叔和他的子孙们》就是从回答这一连串问号开篇的。

《库尔班大叔和他的子孙们》（以下简称《库尔班》）的故事横跨百年，章节式的叙事架构使主线条块清晰，标志性事件赋予每一章节独立的主题和任务。废除农奴制、平分土地、发动群众消灭敌特分子、成立合作社……从风华正茂到须发皓白，库尔班的形象越来越接近课本里插图的样子，这个几代人耳熟能详的人物也从平面走向立体。通过对不同时期库尔班这个典型人物的艺术打捞，从“不是人”到“自由人”再到“做主人”的人生轨迹，拆解出一条细腻可感的农奴解放之路，铺展出一幅新疆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

该剧用四集篇幅精准勾勒出在塔西巴依统治下农奴们的悲惨境遇，为解放军到来后的故事做了对比式铺垫。库尔班带未婚妻图尼莎汗出逃前，母亲说：“你们逃走了，我们会难受；可是你们不逃走，我们更难受。”解放军战士小甘肃的出现，让他焕发出一种可爱的喜感。从这个跟自己有着相似经历的小战士身上，库尔班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尊重、平等和无私，一种新的思想主张与他那颗在黑暗中挣扎的心一拍即合。为有牺牲多壮志，小甘肃的离去促使库尔班在精神层面成长了一大步。正如画外音所述：从那一刻起，老爷爷感觉到他的脚下跟一个深厚壮阔的大地连结在一起了，在他的心里，国家是像小甘肃一样可亲、可爱、可敬的人用生命换来的家。

一段时间里，库尔班非常害怕解放军走了，塔西巴依会卷土重来，但他总是想法很轴、做法很拙，不能理解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你的仇人不仅仅是塔西巴依，而是整个旧社会、旧制度，你要做的也不是自己去找塔西巴依报个人的私仇，而是要和大家团结起来，去解放更多的受苦人……”言有尽，意无穷。于队长的话像一击猛掌，让库尔班彻夜难眠又如梦初醒。

有观众说，库尔班为了去北京见毛主席的几集戏写得过于用力，把主人公塑造得近乎偏执，如果可以适当收敛，观感上会更为舒畅。行至中途，笔者也曾有相似疑问，直到剧终复盘，才感到创作者是在有意为之，而演员用老小孩式的处理手法瞬间拉满了角色情趣值，让人啼笑皆非。这正是创作者追求的恰到好处，他们没有避重就轻地从问题侧面滑过去，而是既要正直抒写，又尽量避免损伤人物。顺着这个执着可爱的老人的行为，便进入了触达人物内心和底层逻辑的“绿色通道”。

对于这个桥段，如果只是觉得有趣，那还远远不能领会创作者的心意。其实，这也是全剧始终在回答的核心问题，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才能明白《库尔班》为什么好看。客观上，从个体抗争的局限，到整个受剥削受压迫阶级的翻身；从身体解放到思想解放；从一个“会说话的牲畜”到当家做主的自由人，再到后来当了农会主席，带领全村人走上了发展生产、共同富裕的道路。可以说，这条新生之路上的每一步进阶，都与共产党、毛主席的光辉指引密不可分。主观上，毛驴在库尔班的生活里从未缺席，他几次追赶解放军是骑的毛驴，他带着一家人出行也是毛驴拉车。了解了这些，观众就会自然而然地认识到，他的确能够做出这种略显荒唐，却契合他一贯性格的事来，这是在他萌生当面表达感恩的想法后最朴素、最实际、也最贴合人物的实施方案。戏剧就是这样，把日常书写和人物动机铺垫扎实了，即使有一些艺术的加工，也不过是在人物逻辑之内的适当发挥，绝不至于生硬到无法下咽。

真实人物+稀缺题材是《库尔班》这一类作品的难点，也是看点。同类作品如电视剧《毛岸英》《焦裕禄》，人名即是片名，且与库尔班一样，主人公都是新中国的英雄模范。这些作品用一个个可信的人物，传递给了观众可信的答案。它们共同的一个创作遵循就是，没有像一些作品那样搞“从抽象到具体”的无土栽培，而是从具体出发，超越具体，在“以点带面”中洞察世道人心，在“以家见国”中建立起丰富的情感勾连。

以库尔班这一核心人物为始点，全剧做了较为充分的群像拓展。比如汉人肖炉匠，他虽穷苦但并非农奴；而同为农奴的卡木恰，甘愿依附于塔西巴依助纣为虐；再如旧政府的公安局局长杨国富，从一个贪腐之辈摇身一变，成了潜藏在新政府内部的危险隐患。多样化的人物设计，让于田县变成了一个大熔炉，当不同势力卷入其中发生化学反应，个人叙事便被置于国家和民族的宏大语境中。同时，这部剧并未把视野局限于用库尔班一辈人的经历来制造情感共鸣，而是通过将子孙几代人的传承与坚守纳入叙事范畴，从而产生更高层级的时代共振。

柯有田和于香秀从山东老家一路来到新疆，扎根奉献一生。60多年后，库尔班的重孙女茹克娅姆来到山东，成为辽宁舰上的一名女兵，圆了库尔班家族几代人的参军梦。于双向奔赴中寓意民族团结，可以说，该剧为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做出了一个别致而深情的注脚。因此从整体格局上看，《库尔班》与那些讲述解放和建设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影视作品是遥相呼应、彼此印证的，它们展示的是同一时代的不同地域风貌，以及同一思想指引不同民族的进程，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解放与复兴的影视谱系。

一个由逼真生活细节、地道民族特色和生动人物关系融汇而成的剧本，加上饱含生活气息的表演，以及服饰道具、特色建筑的真实还原，都使得作品的代入感、沉浸感与情绪渲染力倍增。同时，对于这些不无刺痛感、并不遥远的史实呈现，正是导演的良知和功力所在。

虽然题材并不讨巧、制作经费有限，但作品依然保持了相当的水准。诚然，观众的意见如前后风格略有违和、一些台词缺少文学性，其实未必不是一种收视体味，所谓褒贬是买家。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张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