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酒文化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完全可以用博大精深来形容。古今的文人雅士无论善饮与否，几乎都是酒文化的拥趸，并且大多曾为酒文化这座迷宫添砖加瓦，用笔墨推动它的“可持续发展”。文人之于俗称为“杯中物”的酒，即使偶有不愿沉迷其中的疏离者，一杆秃笔也无法完全撇却它，因为酒与文人以及文学之间实在有着宿命般的不解之缘。酒给身体器官带来的舒适感似乎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酒在精神层面上，不仅能激发文人的灵感，飞扬文人的藻思，而且还能为文人娱情遣兴、解忧消愁。三杯入喉，便陶然忘机，宠辱不惊，花开花落、云起云飞都成为身外事，宦海沉浮、情场得失更无足介怀。于是酒又有了“忘忧物”这一雅称。贬谪为江州司马的唐代诗人白居易便说：“劳将箬下忘忧物，寄与江城爱酒翁。”这其实是承陶渊明之余绪。陶渊明早就说过：“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将“忘忧”与“遗世”并举，表明饮酒不独可以消释他的忧愁，还赋予了他“遗世”的精神力量。他之所以能做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遗世独居却全然没有落寞感，自我解释是：“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心远”，即是在内心深处摈弃所有的功名富贵之念，这是主要原因，但也有赖于酒来慰其寂寞，否则这组作品就不会以“饮酒”为题了。当然，在陶渊明生活的魏晋时代，“饮酒”有时只是用以遮掩“反骨”或曰“贰臣之心”的一个幌子。宋人叶梦得《石林诗话》一针见血地指出：“晋人多言饮酒有至于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唯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这正可以作为陶渊明所云“遗世”的注脚，供我们延伸阅读，从更深一层的精神内涵上把握魏晋文人“多言饮酒”的复杂心理动因。我觉得鲁迅的目光最为敏锐，他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把酒视作开启魏晋文学玄关的两把钥匙之一，三言两语，比洋洋洒洒数十万言的博士论文说得还要透彻。
古往今来，吟咏酒德、描写酒趣的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它们是酒文化的主干。因自称“高阳酒徒”而名声大噪的郦食其并没有作品传世，倒是醉生梦死的“裸奔男”刘伶以一篇《酒德颂》为后人所津津乐道。刘伶之后，通篇颂扬酒德的诗文不多，但“刘伶醉酒”却成为文学作品递相袭用而又光景常新的典故。不过，这些作品都缘于自发的创作冲动，未经策划也无人组织，因而终究是孤立、零散、不成系统、彼此缺少照应与关联的，若不广为搜检，串珠成线，很难获得长时段参照阅读的快感。我以为，这一缺憾由《中华读书报》开设“酒事江湖”专栏开始得到了弥补。
开设“酒事江湖”专栏，是丁帆与舒晋瑜“合谋”的创意，有计划地约请国内有影响的作家和学者，以散文随笔的形式，写自己经历过的“有意味的江湖人生中的别样酒事”，喜剧、悲剧乃至闹剧皆可。这意味着除了题材范围有其规定性外，其余都可以自由发挥。这为作者们在既定畛域内信马由缰驰骋才思提供了先决条件。于是，对这一话题犹如骨鲠在喉而颇欲一吐为快的作家学者们便鱼贯而入，纷纷在这一专栏出镜，不拘一格地描述自己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别样酒事”，并进而藉以透视杯光酒影下的“别样人生”。专栏甫一推出，便受到广泛关注，据说许多读者像追剧一样等着专栏每周一次的全新亮相，期盼它持续不断地给自己带来惊艳之感。专栏先后发表的一百余篇文章于去年11月以“酒事江湖”为书名结集出版。我想，这大概既是两位主编预设的构想，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满足读者系统阅读、观其“全豹”的心愿。这或许不失为编者与读者的想法一拍即合的一个范例，而作者们涉猎酒事的斑斓经历和精彩文笔则是这一想法得以实现的质量保障。
“酒事江湖”，这个命名本身就蕴含着可以无限生发的空间。“酒事”是江湖中最为波诡云谲的风景线，因一场酒事而带来的血雨腥风的江湖恩怨情仇故事，在金庸、古龙等武侠小说家笔下已被描绘得淋漓尽致，在四大名著中也时有曲折生动的演绎。曹操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宋江醉后题反诗于浔阳楼，都是由酒事酿成的余波荡漾的江湖佳话。酒事自身也是一个潜流暗涌的小江湖，酒场上可以机弩四伏，可以勾心斗角，可以唇枪舌剑，甚至可以为了一决雌雄而不惜拼个你死我活，这就与短兵相接的江湖无异了。当然也有云淡风轻的，要么是在外交场合或类似的礼仪性宴饮，要么主宾双方都秉持“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原则，满足于彼此“作饮酒科”点到为止。但酒场中人大多是喜欢争强斗狠的江湖儿女，即便是原本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一旦被裹挟到刀光剑影的酒场上，也就沾上一身江湖气而置斯文于不顾了。有句俗话说“酒场无父子”，意谓在酒精的作用下，所有的身份鸿沟都被抹平，所有的世俗顾忌也不复存在，大家可以不计尊卑，放肆挑衅所有同饮者。人类社会呼唤千年而不可得的“平等”，倒是在酒场上可以短暂地呈现，乃至给饮者造成“大同世界已经到来”的幻觉，进而格外亢奋。另一个认可度很高的说法是“酒场如战场”，于是“醉卧沙场君莫笑”也就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常态了。这些内容，在《酒事江湖》所收录的一百多篇文章中得到了多侧面、多视角的细微描写与形象展示。将其串联起来，可以徐徐展开一幅卷舒酒场风云、勾勒江湖人生的艺术长卷，从中既能获得传统道德观和价值观的熏染，又能受到艺术层面的启迪与沾溉。
“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这两句征引率极高的诗句，或以为出自明人沈璟的《桃符记》：“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百年浑是醉，三万六千场。”这是不准确的。它最早出现于施耐庵《水浒传》第二十九回“武松醉打蒋门神”：武松走到快活林门口时，见门口挂着的两面销金旗上赫然写着“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沈璟（1553-1610）生活的年代要比施耐庵（1296-1370）晚，不可能先于《水浒传》一字不差地吟出这两句诗。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的《增广贤文》作“醉后乾坤大，壶中日月长”，时间也在《水浒传》之后了。但《水浒传》应该也是有所本的，至少后一句是蹈袭了金人元好问《南歌子·冬景》中的“庭下芝兰秀，壶中日月长”。不过，我在这里不想考索它的艺术渊源，而只想强调它之所以能成为一种经典化的表述而广为传播，就因为它道出了酒趣之深厚绵长。
那么，“醉里乾坤”与“壶中天地”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样态？可以肯定，它是千汇万状的，也是变幻不定的，要寻绎它、解码它并不是一件易事，《酒事江湖》正为读者寻绎它、解码它提供了一个样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也是读者步入酒世界后从容观赏其旖旎风光的指南。全书由上下两编构成，上编题为“结庐在人境”，下编题为“把酒问青天”，分别是陶渊明和苏东坡的诗句。这两位都是很有酒德酒品同时深谙酒趣的一代文豪，“饱吃惠州饭”的苏东坡曾经“细和渊明诗”，包括陶渊明的所有饮酒诗。他们两人所体验与吟咏过的“醉里乾坤”和“壶中天地”，在当代一百余位作家学者精心结撰的字里行间得到了更加丰富多彩的展现。毫不夸张地说，读《酒事江湖》，不仅可以增进我们对酒事及其周边的认知，而且还能透见人生百态及时代折光，更准确地把握生命流程及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