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双成对，两棵桂花树，两棵柚子树，长在五丈见方的天井里。初夏的阳光从青瓦屋顶洒进来，两种叶子油光闪亮，好像翡翠那么入眼。还不是丹桂飘香的季节，我走到树底下，刻意贴近树干，闻一闻特有的木质香气，引发浓郁的思绪。

在徐特立故居流连，便知天井里的栽树人正是徐老先生。长沙城东郊五美乡一带，不知多少年来漫山叠翠，满岗堆青，到处可见桑梓、杨柳、香樟、水杉、丹桂、梧桐，还有桃李橘柚。随时随地植树，算是乡人最惬意的事情。习性世代相传，才有树木繁盛的景致。徐特立当然是其中之一，甚至可称热衷者。他二十多岁时，在家攻读诗书，创办私塾，一有得闲的时候，便喜欢拿起锄头，在院子里外栽树。那几棵银杏生长了一百多年，至今仍然青枝绿叶。有一天，一个发小送来两棵三尺高的桂花树苗，他便兴致勃勃地栽到天井里。精心浇水施肥，剪枝理叶，桂花树年年见长。终有浓香扑鼻的日子，横屋的前门一开，迎面而来就多了这两位落落大方的迎宾司仪。

爱树的秉性，一直在徐特立的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原名“懋恂”，后改为“特立”，正带有树高千尺、昂然挺立的意蕴。年轻时，他在家乡创办了四所学校，筹备时就有庭前植树一项。背起被盖到长沙后，在七所中学任教或担任校长，他也是带头在校园里栽树，多为松柏杨柳。他起初追随辛亥革命，后来投身湖南农民运动，5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和中央苏区建设，总是喜欢趁炮火暂停的空子，荷锄提水，栽下几株容易成活的树苗。年近花甲的他汇入红军长征的队伍，长途跋涉，老而弥坚，沿途也把移苗植树当作一种乐趣。在延安，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繁忙工作之余，也不忘在宝塔山前栽植几棵白杨沙桐。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宣部副部长，几次视察农村工作都是不遗余力地倡导植树造林。他特别难以忘怀的是在43岁时赴法勤工俭学，归国时带了一把法国松种子，经过撒种育苗，使它们在东方大地上蓬勃生长。徐老常说，不管是湖湘的黑泥，还是井冈山的红壤、金沙江流域的褐土，或是大西北的风沙地，只要有一抔泥土，便能生长万物。湘赣粤、云贵川、陕甘宁，以及燕京郊野，到处传颂他喜好植树的情怀。

天井中绿叶团团的柚子树，是一个小插曲，叠印难忘的往事。47岁的徐特立回老家开展农民革命运动。有一天，他带着7岁的小儿子徐厚本回到家里，饶有兴趣地在天井里的桂花树旁边栽下了它们。在浇水压蔸时，他不禁自言自语，渴望红色革命像树苗一样，以后能够开花结果。三十多年后，故居的管理人员在树上采摘了金黄硕大的柚子，专程送到北京，请徐老品尝。遥远的祈愿终成现实，记忆不曾老化，新中国的雨露真正催化了果实的甘甜。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站在故居的大门前，眺望山岗上的层层华盖，自然而然想起这句师训。历史的每一抹青岚，在徐特立的身上得到精确的印证。老人家的学生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田汉等等，一个个名字如雷贯耳，顶天立地。青年毛泽东就学湖南第一师范，无数次接受徐先生的言传身教，后来一同征战几十年，堪称革命的忘年交。在徐老六十大寿时，毛泽东写给他的祝寿信中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田汉是《国歌》的词作者，早年就读长沙县立师范，在校长徐特立的关爱下成长，两人一直保持联系。1947年2月，他为恩师献上长诗《懋师七十大寿》，其中有“懋师人中圣，乃产卑湿地”“人才相继出，高风良未坠”“学生遍天下，春风无不被”的欣然赞誉。漫长的时光起伏跌宕，徐老培养的革命学生人才辈出，知名的与不知名的，崇文的与尚武的，牺牲的与健在的，都是一棵棵苍翠的大树，坚定地站立在中华沃土上。

徐特立是虔诚的植树者，本身也是一棵高大的常青树。在故居陈列室开篇的地方，有毛泽东对他的题词：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这是一棵大树对另一棵大树的由衷赞美，更是满目青山的真情写照。我满怀崇敬之心，回到天井里，凭借悠然的南风，聆听四棵常青树的叨叨细语。我知道，在往后的某一天里，肯定会有新苗栽到桂花树和柚子树的旁边。无论怎样，它们都会像这里的主人徐特立一样，扎根大地，枝干遒劲，四季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