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几年前，提起考古，大家难免会有一点刻板印象，或是觉得遥远而不可触摸，充满神秘色彩，或是带着猎奇的眼光沉浸于宝物揭秘，考古与盗墓的界限似乎十分模糊。而在如今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大背景下，大众对考古的兴趣和热情从未如此盎然浓烈，考古的神秘面纱终于慢慢揭下，露出了它本真的淳朴与厚重：一层层黄土掩埋下的城墙和灰坑，也许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金碧辉煌；吹落了浮尘的出土器物，也许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惊世骇俗。然而，正是这些朴素的发现，记录了我们曾经的祖先在此劳动、生活、创造文明的真实历史，也正是这些朴素的发现，勾勒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源与流、里与表、根与脉。

对考古的认识，从未知到已知的转变，使得考古类书籍的发展也经历了相似的过程。烦琐冗长的考古报告作为考古工作者的重要参考资料，与通俗易懂的公众考古类读物，以及不乏文学色彩的考古实录，走在三条不同读者群体、不同定位、不同风格的图书道路上。这是日新月异的考古成果更新着人们的认知，以及大批考古人投身写作考古科普作品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实践所展现的中华文明的面貌将会离我们越来越近，考古工作者中将会有越来越多人致力于大众考古知识的传播。大众考古书的春天，正生机勃勃。

在这样的环境下，大象出版社推出的《夏文化十二讲》一书显得格外有意义，它向我们展示了大众考古书的一种很好的实现形式——“讲”，如果结合之前大象出版社曾推出的《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一书一起来看的话——该书是对我国著名夏文化研究学者的学术生涯的访谈整理，更可窥见“讲”与“谈”两种喜闻乐见的知识讲述方式在大众考古书上的可贵呈现。

追求理想的高度

《夏文化十二讲》是对河南大学夏文化暑期研讨班的12个极有代表性的有关夏文化探索的讲座的整理，既有较为宏观的夏文化研究概况的叙述，如《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夏文化研究》《夏文化探讨的形势与任务》等；也有对夏文化学术史的梳理或理论方法的阐释，如《夏文化探索的理论与方法》《学术史视野下的夏文化探索》等；还有对具体遗址、文化类型等问题的分析，如《新砦遗址的聚落考古研究》《二里头都邑的聚落考古研究》等；关于海外学者对夏文化的认识也尽量涉及，如《二里头、二里冈文化的礼仪性陶器及社会背景》《日本的夏文化研究历程》等。可以说，无论是横向的对比还是纵向的梳理，基本上都将夏文化的点（即代表遗址、文化类型）、线（即区域、发展流程）、面（即研究概况）包含在内了。

当然，本书的价值远不止于此，正如作者侯卫东在后记中所言：“社会各界的读者们拿到这本集子的时候，一定会感受到考古人追求理想的高度、执着于学术的深度、醉心于考古的温度。”自1926年李济晋西南调查开始，夏文化的探索历程已近百年，在这百年历程中，夏文化的探索活动有若干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源自李济的晋西南调查和西阴村的发掘，随后徐中舒提出仰韶文化为夏文化说；第二次浪潮始自1959年徐旭生的豫西夏墟调查，拉开了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大幕；第三次浪潮始自1977年登封王城岗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会议，从而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夏商文化大讨论；第四次浪潮源自“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开展，越来越多夏商重要遗址的发掘，夏文化年代上限和夏商文化年代分界的争论有了越辩越明的趋势；第五次浪潮即为2010年至今，随着公共考古的广泛开展、自媒体的兴起，夏文化探索终于“出圈”，成为全民关注的热点。在这样的浪潮中，河南大学夏文化暑期研讨班应运而生，故其本身所秉持的理念即为“对以往夏文化研究的全面总结”“在现有资料基础上的深入研究”“对未来夏文化研究的展望”。因此，《夏文化十二讲》作为其精选的12个代表性讲座的整理，字里行间充满了考古人对夏文化探索的“昨天”的致敬与承继，对“今天”的审视与自省，对“明天”的假设与畅想。

执着于学术的深度

所谓执着于学术的深度，是本书所饱含的考古人对重建中国上古史及追寻最早中国的拳拳用心。对于中国上古史的认识，在现代考古学兴起之前，人们囿于传世文献的模糊追忆与金石研究的只言片语，从未脱离神话传说的窠臼。而20世纪20年代，在“疑古思潮”与“仰韶文化西来说”的冲击下，重建夏代“信史”成了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不得不拥有的颇具救亡图存之志的使命，也使得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与传统史学相结合，走上了“文化—历史主义”的道路。正如考古人许宏所言：“考古工作常常是擅长然，不擅长所以然。”因此，即便将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对于中国上古史的梳理仍然始终伴随着争议，“二里头西亳说”与“郑州商城亳都说”的争鸣，“偃师商城西亳说”与“郑州商城亳都说”的对峙，夏商分界的确定等，都是曾在考古界甚至知识界掀起热潮的讨论，这样的讨论在《夏文化十二讲》中依然有余音。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许多已经尘埃落定的确论又重新被捡拾，引发新的思考，许多未解的谜团又有了更加丰富的佐证和别开生面的解释。受海外考古学者研究的影响，一些大胆的揣测也开始萌生。这些新的观点和理念，不仅需要考古人对其进行辨别，更需要他们用公允的态度向热心于考古与历史的读者进行解读和阐释。在这一点上，《夏文化十二讲》一书可以说既做到了百家争鸣，又始终有自己的坚持，“不同的学术观点是对夏文化某些具体问题详细而深入的探讨，但总体上仍是重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工作”。

醉心于考古的温度

所谓醉心于考古的温度，是本书以“讲”的形式介绍夏文化，可亲、可读、可爱。讲座的形式，本身具有口语化的特点，少了常见学术著作中大篇注释的烦琐，保证了语言的简练和知识量的丰富，这使得《夏文化十二讲》既不同于传统考古著作或论文的艰涩难懂，有了颇具亲和力的一面，又不至于有过多个人感情的抒发和故事的陈述，以至于忽略了知识点的生发及对不同观点的客观评价。所以说，作为一本夏文化科普读物，《夏文化十二讲》全面、精准、平和，带有入门的性质。

我国现代考古奠基人之一夏鼐先生关于公众考古曾说：“考古学要为群众服务，同时要发动群众；只有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考古学的发展，才有巩固的基础和广阔的前途。”正所谓“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不惜歌者苦，但悲知音稀”，如果考古学仅仅是考古工作者的考古学，那么在对一般人来说佶屈聱牙的发掘报告的阻碍下，考古工作者必将只感受到“歌者”之苦。只有让考古知识以更生动、更有趣味、更易于接受的形式活起来，让公众都能够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敢于、乐于以沉稳的目光回望中华文明的源头，以虔诚的心感悟中华文明的魅力，考古研究才有更深广的意义。夏文化探索的旅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其的记录无论以何种方式呈现，都有其自己的价值，《夏文化十二讲》以“讲”述史，以“讲”明古，不失为一个极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