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西三剑客”“新东北作家群”的提法在学界不断发酵，黄平以“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作为对“新东北作家群”的价值评判，他认为“‘新东北作家群’的崛起，将不仅仅是‘东北文学’的变化，而是从东北开始的文学的变化。”继以双雪涛、班宇、郑执、赵松、谈波、杨知寒等东北作家走向公众之后，“新东北文学”也逐渐走向了“经典化”之路。新东北作家群体的形成实际上是“新东北文学”的发展样态和外在表现，于这一现象之中观察东北文学创作的新经验、新模式、新突破，才能挖掘出“新东北文学”的意义与价值。
“新东北”的“常”与“变”
所谓“新”必然脱胎于“旧”，“新东北文学”自然产生于“旧”的东北文学传统当中，二者具备着“常”与“变”的内在关联。其中东北的地域文化、东北人民的性格特质，始终是东北文学得以发展的精神资源，渗透在一代代东北作家的创作当中。自觉接续东北文学的写作传统与文化精神，是新一代东北作家的使命与责任。其中“东北城市书写”的传统是“新东北文学”的重要创作资源。东北城市文化的形成历史悠长，底蕴深厚，东北文学的起步是从乡土走向城市，一直以来，城市都是东北文学创作重要的表现内容。由于战争这一历史原因，外来技术及文化的侵入在无形之中加速了东北的现代化转变。中东铁路的修建刺激了东北城市的兴起，以铁路为依托，以商贸为契机开阜，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城市发展繁荣起来，东北成为现代中国城市集群最为明显的地区。在上世纪30年代，萧军、萧红等作家就已经发生了从乡土写作到城市写作的创作转向，其作品中直接描绘中东铁路、火车站、电影院、工厂等城市景观，并从乡土的视角赋予了城市“殖民性”“现代性”以及“批判性”的含义。发展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东北城市书写更多呈现出大工业景观，如草明的《原动力》、舒群的《这一代人》等作品展现了国家工业建设的肌理与蓝图，具有贴合社会主义建设的主题内涵。新时期以来，东北城市的产业结构发生调整，由此带来整体的城市焦虑情绪，孙春平、李铁的创作书写了转型时期普通人的经历与遭遇。质言之，从城市书写当中反映时代的面貌，始终是东北文学创作的精神所在。东北的城市文化变革与东北城市文学的发展是互相影响、双向对话的关系。新世纪以来，作家们新的时代体验使“新东北文学”的城市书写发生了改变，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向。时代的高速发展与物质生活的日益充实，促使了作家自觉于创作之中对人进行“精神寻找”。迟子建的《烟火漫卷》、老藤的《铜行里》《北地》、孙惠芬的《寻找张展》等作品，聚焦城市的过去与当下、历史与传承，努力寻求新时代下人的精神栖居。
从东北作家群创作到“新东北文学”，于城市书写的过程中展现东北重大历史事件，始终是东北文学的重要表述内容。“新东北文学”之“新”，首先体现在其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叙述模式，以悬疑的框架搭建起别样的城市历史叙事空间。双雪涛、班宇、郑执善于以“悬案”作为认识东北特定历史的一个窗口，以“悬案”切入，一方面指涉历史，重新回到90年代经济转型大潮下的历史现场，另一方面指涉人文精神，旨在发现工人在特定历史时期下的精神境遇以及人性的多维和复杂。“新东北文学”的价值恰恰不在于其书写历史的伤痕，而是对“伤痕化”的突破。这种有意识的“突围”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新东北作家群”会默契地选择运用“子一代”的写作视角，而不是其他的创作视角。“子一代”所象征的绝不是狭隘的、个体化的“伤痛记忆”，而是以东北后辈人的身份回望、清理、和解、向前。新的东北书写中蕴含着东北人和时代之间的奇妙张力，就像双雪涛《飞行家》的结尾，李明奇终于在红旗广场放飞热气球，让普通人的梦想、尊严与热爱在逆境中获得新生。书写历史的阵痛，而又不限于缅怀，作家想要传递的是一代代东北人“向前走别回头”的昂扬和“重生”。在“去伤痕化”的过程中，“新东北文学”也实现了对“娱乐化”的突破，打破了外界对于东北的刻板印象。幽默是东北独特的地域标签，而这种“幽默”伴随大众文化和新型媒介的传播影响力，外化成了一种较为肤浅的“搞笑娱乐”。在“新东北文学”当中，东北的“幽默”精神被重新启用，内化为一种带有鲜明地域性的文化资源。在“新东北文学”当中，“幽默”不只局限于东北人“苦中作乐”的自嘲精神，在自嘲之外，还具有一种抵抗外界刻板印象的文化价值功能。东北的“幽默”绝不是供他者凝视的娱乐对象，更不是“阿Q式”的“自我精神麻醉”，而是通过“自嘲”生发出全新的文化资源和精神信念，以深沉的“幽默”意蕴流露出一种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乐观的生活态度，并解构外界对于东北的误解与固有印象。可以说，“新东北文学”不是陷入历史缅怀的悲情叙事，而是以理想、希望、热爱和自信作为精神养料，宣扬对生活和普通人的爱。
打破东北“刻板印象”
与“新的刻板想象”
“回望历史”构成了“新东北文学”的一个重要表现主题。在此之外，赵松、谈波、杨知寒等东北作家，又为“新东北文学”注入了更多活力。他们的创作延续了现实主义的本质精神，并吸收了现代主义的写作资源，将现实的厚重感与人性的纵深感统一于新的东北书写当中，为新时代的东北书写提供了新的美学范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特定历史时期的限定，以更为广阔的人文视角和现代生命意识填充了“新东北文学”的当代性和现场感。几位作家都曾提及自己对“母地的眷恋”，他们以全新、独特的创作技巧给东北书写提供了新的可能。赵松运用现代主义的技法书写抚顺、伊春这两座东北小城，迥异于以往的“东北写实”，作家通过表现普通人的意识流动，在现实、回忆与梦境的穿插中追溯工业城市的变迁并探索人在当下信息化时代当中的“悬停”状态。赵松笔下的“东北”，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东北”，“东北”不是一个被直接描摹和展现的客观对象，而是内化为一种气氛和精神潜隐于作品当中，传递出更具有普适性价值的“东北价值”。在谈波笔下，东北更多以“江湖”的样态出现。他不留恋于对小说情节的铺排，更多的是展现人物间的对话，以市井气的不羁话语塑造东北的社会江湖。“大连彪子们”与“长春炮子们”那句不经意的“跟那两个损色废啥口舌，直接干就完了”，是对东北人豪情、信义的直接展示。从语言的角度全面展示东北，是一个新的创作角度。同时，大量东北俚语、段子的使用使得谈波的作品具有深厚的“东北民俗”价值。在杨知寒的创作当中，她书写的故事来源于东北，但不囿于地域。在书写东北记忆的同时，她将现实与梦境相互交织，揭开人际间的隔膜与芥蒂，剖析永恒的亲情难题与复杂人性。作家间创作技巧的异质性，使东北书写拥有了更多可能性，并直接促进了新东北文学现场的形成。而在技巧层面的“异质”之外，对生活的体察与对人的关怀始终是不变的内核。总的来说，“新东北文学”正在以一种全新、鲜活的面貌于新世纪中国文坛上焕发光彩。“新东北文学”之“新”在指涉美学价值与主题内蕴之外，也说明了新世纪“东北文学”正在生长、壮大与接受“经典化”的过程之中，仍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不成熟之处。这种不足首先体现在“新东北文学”还缺少“强势”作家的出现，在“铁西三剑客”之外，其他新一代东北作家还未能引起更为广泛的关注。其次，在“新东北文学”努力打破了外界对东北“搞笑娱乐”的刻板印象之后，“悬疑”“时代创伤”等文学创作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使东北再一次陷入“新的刻板想象”当中，如何处理好地域特色与地域刻板印象之间的平衡关系，是值得作家与批评家持续思考的问题。
“新东北文学”实现了“地域叙事”“文学叙事”“精神叙事”三个维度的超越与突破。“新东北文学”以地方性为中心，致力于全面展现地方特定历史经验与地方性格特质，并蕴含着具有普适性、普遍性的文化精神内涵。“新东北文学”的意义首先指向地方性，新的美学样式与文化心理丰富了东北文学的谱系，并建构了全新的“东北形象”。“新东北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也带动了“新东北文艺”的蓬勃生长，在更为广阔的超越地域的公共文化空间得到了不断地关注与阐释。高质量、深内涵的影视作品，如《平原上的摩西》《胆小鬼》《漫长的季节》等都分别来自新东北作家的创作和文学指导，可以说“新东北文学”在文学内部和外部均实现了新的发展趋向，实现了纯文学与大众文化的共同繁荣。
将地域作为方法
将“新东北文学”放置在新世纪中国的文学格局中观察，“新东北文学”占据了中国的重要文学版图，与“新南方写作”相互呼应。两大新文学浪潮有着不同的写作地域、美学风格。“新东北”较之“新南方”具有更清晰的地域边界，更为统一的书写主题和叙事语言。但地方性绝不意味故步自封地自恋自夸，而是要通向更为广阔的中国。从本质来说，“新东北”“新南方”二者的概念是相互融通的，二者共同指涉到崭新的中国书写当中，为整个新世纪中国文坛提供了新经验，激发了新活力。
最后，“新东北文学”为全世界认识东北、认识中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路径。王德威曾强调“文学东学”对“东北学”及“东北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东北”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概念，“东北文学”更应被纳入到一个更宏阔的东北学的研究视域之中。东北自现代以来就受到日本及西方多种文化的影响，本土传统与外来文化相互交融，这是东北文学与世界文学相互交流的方式。新时代全新的东北书写，在主题内涵之中传递出对人类的普遍关怀。“新东北文学”当中存在着超越地域限制的“巨大隐喻”，面向整个社会和复杂人性，潜藏着对爱与未来的无限追求，既丰富了东北形象的构建，也回答了在新的时代下“人如何生存”这一深刻的哲学问题。将地域作为方法，立足地方，面向世界与未来，这是“新东北文学”最大的意义与价值。
（作者系辽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东北文艺振兴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