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是西方理论视野中解码青年亚文化的重要关键词。伯明翰学派认为，“风格”是青年群体基于大众文化和媒介文本的拼贴、同构和表意实践形成的符号表意组合。西方战后迅速出现的无赖青年（Teddy Boys）、摩登族（Mods）、朋克（Punk）、嬉皮士（Hippie）等青年亚文化都呈现出边界清晰的风格。奇装异服、夸张的妆容、怪异的举止……青年以身体为媒介，通过改变符号原有的位置、语境，盗用、篡改甚至颠覆其原有意义系统，创造出极具个性化、富有视觉冲击力的自我表达和集体认同。他们所表现出的异于父辈与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使他们被贴上“婴儿潮的一代”“迷茫的一代”“垮掉的一代”等标签。然而在电脑中介化的传播兴起之后，青年亚文化风格的独特性和清晰度似乎逐渐消解了：当下年轻人不再执着于以具身表达标榜身份，而是更多地选择成为网络“风格超市”中的漫游者。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当下，伴随着中国高度压缩的现代化进程，媒介已像空气和水一样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生存环境。从快速闪现的“杀马特”“快闪族”“动漫宅”等青年亚文化风格，到当下大量涌现、风格多元的网络青年迷群——“网文圈”“游戏宅”“鬼畜”等，清晰地显示出媒介进化背景下青年亚文化风格之变：从具身符号展演逐渐转向数字化表意实践。亚文化风格的表情包往往通过荒诞、猎奇、审丑的图文借用，实现一种独特的观念表达。
短视频弹幕作为亚文化风格的新形式，也意味着网络“风格超市”的文化区隔没有消失反而增强了。网络迷群不仅通过短视频这种参与式文化表达自我，甚至发展出全新的符号表征体系——弹幕语言。在各类短视频网站和APP上，满屏飘飞的弹幕让人眼花缭乱，弹幕互动中经常出现的“中二”“鬼畜”“awsl”“双厨狂喜”等流行语，常常令大众一头雾水。但是，弹幕参与者们在信息内爆中实现了即时性身份识别和群体聚合。
媒介作为环境，影响了“风格”的转变
在风格的演变中，该如何理解媒介与青年亚文化的关系？从传统媒介到新媒介，无论风格如何演变，青年亚文化始终都是个体的集体性表达，追求的是一种表达的自由。而这种表达的自由，归根结底是通过媒介进化得以实现的。传播学学者哈罗德·伊尼斯、麦克卢汉主张以“媒介环境论”视角来理解媒介技术更迭使人类社会的整体结构、社会文化、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媒介环境论视媒介为一种物质的、感性的、象征性的环境或结构，哈罗德·伊尼斯这样描述这种变革性的力量：“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诞生。”媒介即环境，从这一思想理路出发理解媒介，才能更好地理解青年亚文化的变迁史。
媒介是催生新文化的技术，正是媒介技术的赋权使青年群体得以建构风格、表达认同，推动了青年亚文化的产生和演变。早期青年亚文化的产生，其媒介环境是大众传播媒介在“二战”后的迅速普及，从根本上打破了既往社会的信息垄断，重组了人际交往的社会环境。与此同时，媒介改变了个体社会化经验图式，青年融入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流行电影、电视、广告、时尚、音乐等为年轻人提供了一整套象征符号以达成不同的表意集群。然而在大众媒介单向度传播的局限中，这一时期的风格更类似于一种“具身广告”，其风格是清晰的，其意义却是含糊的。
网络社会的崛起加速了媒介生存日常化，基于更加便利、自由、平等的信息传播与互动交往渠道，擅长数字冲浪的年轻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话语优势。在摆脱了现实生活材料的束缚后，媒体为青年提供了身份认同的海量原材料。通过文本盗猎，他们实现了境遇主义者所言的“游离”和“转向”。表情包、弹幕等互动方式，成为青年亚文化表意实践途径。作为一种参与式文化和开放性文本，弹幕视频允许草根青年制作、创造、表达新的群体认同，给予青年向公众发声的机会。青年迷群出于兴趣爱好主动参与内容生产，将文本盗用发展为一种参与性文化，创建自身的社会认同，充分体现了新媒介语境下亚文化表达的创造性维度。
重新思考亚文化表达中的变革性力量
认识到媒介在这其中的重要作用，使我们不能把青年亚文化现象简单归因为阶级、性别、年龄等因素。不同代际之间更深刻的、却不为觉察的差异是基于不同媒介环境的社会化历程：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年是最容易接受新文化的人群，处于文化变化的核心地带；不熟悉网络及信息技术的年长一辈，自然难以理解青年群体的认同表达。“次元壁”一词的流行巧妙隐喻了青年亚文化与父辈文化之间的媒介环境壁垒。围绕数字媒介技术的社会化经验、接受态度、认知行为、使用习惯等方面的诸多差异，造成了世代间的数字化代际鸿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显然已经进入“后喻文化”时代，即青年对于长辈的文化反哺已经成为正常现象。
伴随着中国“Z世代”的成长，在不断挑战主流文化话语权以重塑群体身份和地位过程中，其风格表达转向了更积极的日常生活话语实践。以互联网为阵地的青年亚文化不再局限于圈层文化，而是积极向外发声，其文化风格和符号也不断嵌入主流文化。“Z世代”青年善于利用图文叙事和弹幕视频进行二次创作，形成“二次元”风格文本以实现群体价值观表达。主流文化符号被借用并进行二次创造与快速扩散，并在传播过程中呈现出正能量的特征，逐渐被主流媒体接纳，进入主流文化话语体系。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之间，打破“抵抗与收编”的既往对话形式，形成文化互融、交流协商的局面。这种话语博弈有利于生产出具有独特价值系统的社群，引发正面的社会变革。
青年是时代变迁的代言人，利用虚拟社群建构文化身份、寻求文化认同的青年又是当下网络时代的代言人，显现了时代最为突出的社会变迁形式。青年亚文化的风格编码是对社会和文化变迁的集体性的象征性回应，是应对结构性因素和问题而发展的意识形态图式，是对主导文化秩序温和的仪式抵抗，是创造个体存在意义的尝试。寻找集体归属感和认同感，在新媒介时代仍然是青年亚文化风格的目的。我们应该更谨慎地对待将亚文化风格理解为代际鸿沟、消费主义恶果、结构性冲突的观点，更多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媒介环境中交往理性建构的可能性，重新思考亚文化表达中的变革性力量。
需要强调的是，青年人在碎片化、流动性的媒介生存中成为网络世界的漫游者，也表征了去中心化、不确定性、非理性的后现代症候。虽然媒介环境使社会互动与个体表达克服了时空的障碍，但是媒介技术理性召唤的“自由表达”的乌托邦并没有到来，反而揭橥了后现代社会中交流的无奈。图文叙事的情感补偿，并没有实质上改变身体不在场造成的情感不确定性这一根本问题。短视频弹幕的参与式文化，也助长了文化区隔和亚文化内部的裂变。同时，追求认同的青年个体在网络交流空间中成为“他者”的可能性却大大增加了，正如海德格尔所忧虑的，人群的喋喋不休，“匿名”的阴影无处不在，可能会淹没“良心的呼唤”和存在的关爱，这也导致了一种普遍的不信任感。此外，数字化的表意实践俨然发展为大众文化景观，它所带来的娱乐化、狂欢化趋势已经很难逆转，这其中存在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
（作者系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