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华文作家裘索的“花所望”，以花为途，为径，为舟，为楫，所望是一种观看取态，并无特定的对象与目标。目力所及，或远或近，无需深究。花所望，或许是斯人所望，又或者人与花并无二致，所望亦是同一。插花茶室，而如花在野，观日日所见，而风景常新，方有日日是好日。所以《花所望》是修为的过程，有起点，但随时随地都可以是起点，而望之终点，则在视线之外，人于花草中看到静谧的力量。

自然风物与日式美学

不谈自然风物，何来日式美学。学者高桥千剑破曾以花鸟风月谈日本史，可谓机心别具。这个花鸟风月视域下的日本史中处处是中国文化的印痕，譬如梅花与樱花的“身份”历史与文化变迁，花从特指梅花到特指樱花。随时势流转，花来到民间，成为日本大众的日常喜好，灿若云霞的樱。“道边樱花树，身卑不宜憩。折樱置薪上，负春行于山”。

裘索《花所望》以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的眼观、体悟，发诸为言语，落笔成文。她当然也赏樱，但《高原的岛樱老树》却生发出与日式美学大异其趣的观樱所得。她看到的不仅是春和景明、舞动全城的时令之樱，更是夜樱老树，欣赏其老辣的美感。将樱与石进行嫁接，显然与裘索的职业性质有关。作为在中日法律界声名远扬的法律从业者，裘索将律师的社会性特征融于“食金石气”雅好，进而追索唐宋好石之风。遣唐使将中国文人的好石情怀移舶到扶桑，镰仓时代的将军名流的庭院之枯山水更是以赏石为要义，赏石，因而有立石僧。“花所望”原是日本的茶道用语，即茶主把茶室中侍花之趣让渡给茶客的一种礼法。日本的花道源于中国的佛前献花，从宗教性的供花，到室内立花、以至与茶道结合的抛入花，渐渐形成普及性的日常插花。在室则尊仪礼，在野则绽放心志。裘索独观岛樱老树，看落樱如雪。“世上再也没有一种花有下一场雪的气魄”。裘索看樱花，美在不惧凋零，美在痛快、气魄、气势，一扫日本文化中关于落樱的物哀之美，而颇有气象。

看花如此，观树又如何呢？松在中国文人世界中的象征意涵既稳定且趣意横生。裘索独钟吴昌硕的书画，是性情使然，也是因缘造化。1926年，吴昌硕捐赠早稻田大学60幅书画作品，其中的松画尤为她所喜爱。刀法、笔力、风骨是裘索对艺术品理解的重要门径，显然得中国艺术趣味之正道。而日本对松树的尊崇却有另一番脉络。远至万叶时代，松就是东瀛的吉祥物，时至今日，日本新年元旦也是从装饰门松开始的，传说为了迎接天神的到来。松在日本的艺术领域当然有很多表现，但更突出的却是松在日本人生活中的世俗化。以松为地名，以松为人名，比比皆是。在色彩的世界中，松叶色亦是时尚界的宠爱，在基色上派生出衍生色系，诸如海松色、松茶色、海松蓝、黄海松蓝、蓝海松茶等。而听松风，以鉴辨，也属听风中最为风雅之事。爱松更是各有各的爱法，裘索能兼爱。它是风景，更是风骨；是植物，更是精神。

裘索观风物，深至苔藓。《芳径苔深不知归》一文从日常人情入题，从上海魔楼的苔藓入眼。如何养苔藓需要“度”与耐心。日本文学更以苔藓入诗。“洁布铺枕边，孤影对枕问，恋君君不见，枕边满苔茵。”日本人以“幽玄”“阴翳”为美，确实到了苔深不知归的地步了。裘索写青苔，由上海的日常而至万叶文学，又走入天城山、城崎海岸，富士山脚、亚马逊的原始森林，极大丰富了苔藓的审美层次感，延展了因物起兴的思维空间，在微物的细察与研究式的勘探中，发掘诗意与理趣。

《花所望》行文走笔自然，中日文化以及审美心理比较俯拾皆是，却不轻易调用大词。《最是橙黄橘绿时》从伊豆半岛上经营橘园的老夫妇，优雅地老去，而联想到往事。以时令的四季蜕变，思及人生年轮的嬗递，如何在老龄化社会中有尊严地老去，日本人与中国人的观念似乎并无多大不同。

“文学伊豆”

《花所望》写自然风物，但须臾也不曾离开文学。裘索以伊豆半岛作为她的人生后花园，也将“文学伊豆”顺势带入。《花所望》首篇《城崎海岸天城山》即从文学日本开始谈起，伊豆半岛因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演员山口百惠、三浦友和而闻名于留日学生，裘索也由此开始与伊豆花草世界30年的互观与爱恋，以至疫情期间在伊豆隔离，也被别样的感受支配。重读《伊豆的舞女》——之前的阅读和百余次进出伊豆后的再读，裘索领略了文学文本与人生履历的反复静观与彼此照应之微妙，钟情于伊豆就处处是伊豆，赏遍天下美景，但一往再往而至三往的，仍然是伊豆。以《早春二月河津樱》为例，裘索专程体验了《伊豆的舞女》中的人在天城山的行迹。与福田女士喜相逢，竟至深夜语谈，裘索得知川端康成不曾载入公共话语的闲话轶事，以及自杀的真正缘由。相较于“夜半无人私语时”“东船西舫悄无言”的相知相怜，异国陌生人彼此信任的“话聊”更体贴而动人。

《紫阳花开梅雨季》将古典时代的中日文学并置，以紫阳花的得名谈及中日文学的影响关系。紫阳花是日本本土物种，昔日遣唐使中的僧侣身着有紫阳花印记的和服、怀揣紫阳花的种子来到杭州。然而，日语中的此花先有发音，以其整体偏蓝色系，称为“集真蓝”，在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万叶集》中有“味狭蓝”“安治佐为”的汉字，后才搭配汉字“紫阳花”。曾任杭州刺史的中唐诗人白居易留下一宗有关紫阳花命名的悬案。“何年植向仙坛上，早晚移栽到梵家。虽在人间人不识，与君名作紫阳花。”白居易为招贤寺无名山花命名的背后还有故事。据有关查证，白居易称颂的紫阳花恐非原产日本的紫阳花，而另有它名，“紫丁香”。又有一说，紫阳花得名于《源氏物语》的紫式部，“美哉紫阳，色美形美故事美”。然而11世纪平安时代的宫廷女官紫式部钟爱白居易诗文，是否直接受其影响难有定论。紫式部之“式部”出自其父亲的官职“式部丞”“式部大丞”应该无疑，但“紫”来源何处，作者之名由“藤式部”改成“紫式部”是致敬《白氏文集》的作者吗，或许是原因之一。

《花所望》是一部在中日两国的文化语境中都能获得回响的自然物语，花鸟风月所荟集的生活美学。对中国文学而言，望而无所望的非功利，犹如悠然见南山，是其取境的上乘之处。在日本而言，花所望属茶道用语，礼与趣并重，以理性节制通往率真自然。插花的程式中，固然有主宾之分，但彼此互为让渡，达至共同的“所望”，花语即人语，一种无言的“和”的状态。

日华文学的新质

裘索在研习花道时，感受到来自艺术与自然融合带来的美感和喜悦，也在取舍有度、进退有序的花道茶道中感悟人生每一阶段的自然状态，与都市女子修习花道的日本电影《日日是好日》可谓取向相通。“日日是好日”并非天天都是美事、乐事，而是20岁的女大学生典子经历人生迷惘、困惑、失去、复得，从茶道中习得负重若轻、举轻若重、先形后心如此种种，至简而至高的道理。此中过程是训练，天天、日日、年年不断重复的简单仪轨，而后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动作都以记忆的方式去自然感知——四季、虫鸣、风声、雨声，而不是从文字出发。“不要去思考，相信自己的手。”“雨天听雨，调动五官，全身投入，感受那一瞬间，雪天赏雪，夏天感受暑热，冬天体悟刺骨的寒冷。”于此，不妨说花所“望”就是日日是好日。

当日本文学与文化转化为可被感知的日常瞬间，日华文学也呈现出新的质地：从都市到乡野，从倾诉到互视，从致用到无用。由于日本入境管理法的限制，构成新华侨社会主体的主要是原留学生。早期留学生写作尚未深谙日本文化的深层性格，往往“素描”“洋插队”生活，印象式的浮世绘者居多。此外，1980年代的日本以现代化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留学生视野，留日生活主要挣扎于都市，求学另一面是谋生，因此以都市生活、单向言说、即时反应作为主要特征，以“知日”、“快”取胜，如此的书写取向在文化交流相对闭塞的时期往往会产生某些轰动效应。《上海人在东京》《东京没有爱情》《东京私人档案——一个中国人眼中的日本人》的书写诉求一目了然。

如果将《花所望》放置在日本华文文学30年的历程中，《花所望》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从留学生文学到新华侨文学的“语言转折”，对复苏日本的汉文传统，以及中日文学的历史亲缘，做了恰当而优美的呈现。“莳花”、“花见”、“花事”、“并木”、“开催”等日式汉语的表达，唤醒读者特殊的语言体验。语言的转折亦可指作者有意识地选择语言及表达方式带来阅读感受的非目的性——草木心。裘索是著名律师，却能从犀利尖锐中转身为花鸟风月之文，其中的转圜自如来自她对艺术的修习与领悟。以“无用”为日华文学添新质，并非指新华侨成为社会精英、中产阶级后的“消闲的文学”，也无需排斥其他致用的书写，而是如裘索本人所言：“拈花惹草无甚大用，但无用就是大学问，所以还是做一些无用之用。就植物而言，它契合了我们灵魂中最柔软的部分，无须算计，无须争夺，无须防卫的那一部分，它负责善良和微笑。”最重要的是：“借花为名，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作者系华侨大学教授，早稻田大学访问学者）

□陈庆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