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需要我们积极从传统文学资源和中华美学精神中吸收有利的成分。在我看来，听觉诗学就是值得重视的传统文学元素之一。
听觉诗学与作为听觉艺术的小说
自古以来，中国具有丰富的听觉文化，也有大量典籍描摹、吟咏、论述声音，形成了丰富深厚的关于声音或听觉的诗学。传统听觉诗学是中国社会生产实践和文化活动的产物，不仅体现中华民族对声音和听觉的重视，也体现中华民族独特的情感结构和思维方式。传统听觉诗学渗入中国哲学、宗教、文艺等方面。
本文所说的“听觉诗学”，是针对文学领域而言，主要是有这样三个指向：一是指关于声音、听觉的理论思索；二是指文学作品中关于声音、听觉的书写实践；三是指在文学接受中，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听觉艺术而非案头文本存在。具体说来，从“殷人尚声”到“讲故事的人”都说明中国从古至今就特别重视声音和听觉，从《老子》到《文心雕龙》都对声音和听觉提出了看法，从《山海经》到《红楼梦》都有丰富的声音描摹和听觉叙事。“听之以气”“音声迭代”“夸张声貌”“知音识曲”“音美以感耳”“有声的中国”等术语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听觉诗学的基本精神，也浓缩了中国作家听觉感知和声音描摹的基本经验。
中国小说一直与传统听觉诗学紧密相连。中国古代“说话”艺术是传统听觉诗学的重要内容，“说话”是一种讲说故事的艺术形式。以听众为对象的“说话”艺术在唐代就已出现，在宋元时期日益繁荣，并推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走向繁荣。宋元话本和明清小说都受到“说话”的深刻影响，中国古代“说话”艺术无疑是传统听觉诗学的典型表现。中国现代小说继承了传统听觉诗学，《呐喊》《彷徨》是声音描摹的典型代表，茅盾、老舍、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在小说中也展现了听觉诗学的魅力。中国传统“说话”艺术深刻影响现当代小说的文体演变，现代评书体、现代奇书体和讲故事体可以看作是“说话”艺术的当代传承。从《灵泉洞》《烈火金钢》的评书体到《林海雪原》的奇书体小说都受到了传统“说话”艺术的影响。当代很多作家作品的拟话本特色都与中国传统“说话”艺术具有密切联系。
听觉诗学影响小说的哲学境界
听觉诗学不仅影响了小说的讲述方式，也影响着小说的内在肌理。
传统听觉诗学有助于提升中国当代小说的哲学境界。“气”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概念，“声”与“气”的关系非常密切，《易·乾》指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庄子·人间世》则把“听之以气”作为聆听的最高境界，而《文子·道德》把“以神听者”作为聆听的最高层次。“听之以气”和“以神听者”都试图通过“听”抵达“道”，都试图通过声音来思考世界的本质和宇宙的真谛，都是对宇宙真理的终极追问和哲学思考。史铁生是写声音的高手，也是“听之以气”的典型代表。他擅长通过声音描摹抵达形而上世界，《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不仅试图通过聆听来探讨声音与存在的关系，也试图通过声音来抵达存在的真谛和世界的本质。
听觉诗学影响小说的美学风格
传统听觉诗学有助于丰富中国当代小说的美学风格。宇宙中的声音总是各不相同，王羲之《兰亭诗》中的“群籁虽参差”和陆机《文赋》中的“暨音声之迭代”也都揭示了声音的变化与差别。“音声迭代”是中国传统听觉诗学的重要概念，它不仅强调文学语言的音节和声律的变化，也揭示了声音美学在不同时代的变化。当代小说的声音景观也是各不相同，由此形成的声音美学也随时代发展而变化。
当代小说声音美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了明显转型，由20世纪五六十年代崇高热烈的大合唱转向了静穆幽远的独奏曲。《青春之歌》和《红岩》等作品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小说声音叙事的典型文本，怒吼声、呐喊声、哭诉声、歌唱声汇集成声音的大合唱，在声音风格上有悲壮、哀凄、热烈等多种，在声音效果上大都是“那么激昂，那么愤慨，那么有力地震撼人心”。《古船》《长恨歌》等作品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声音叙事的重要代表，其中流淌的声音更为宁静、沉稳。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现代社会越来越喧嚣浮躁，人类也越来越向往虚静状态，无声之中又似乎隐藏着艺术与宇宙的真谛。
虚静也是中国古代听觉诗学的重要范畴，《老子》提出“致虚极，守静笃”，《庄子》也提出“听乎无声”的命题。所谓“听乎无声”是在无声寂音中追求万籁共鸣，是一种宁静致远的人生境界，也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情趣。阿城的“宁静忘我”、宗璞的“大音希声”、金宇澄的“上帝不响”等声音景观，无疑体现了致虚守静的传统美学精神。当代小说声音美学由高亢激昂到宁静寂寥的转变，也体现了当代作家关注的焦点由社会洪流转向了世俗人生。
听觉诗学与小说的叙述、抒情
传统听觉诗学有助于丰富中国当代小说的叙述策略。“夸张声貌”出自《文心雕龙》，刘勰认为对声音形貌加以夸张要有错综变化，要有继承和革新。宇宙中的声音万千各异，聆听声音也有不同途径和方法。《庄子·人间世》把“听之以耳”“听之以心”“听之以气”视为聆听的途径，《文子·道德》将“耳听”“心听”“神听”视为聆听的方法。当代小说的声音描摹或听觉叙述策略继承了传统听觉诗学，以徐则臣、付秀莹、葛亮等为代表的中青年作家继承了明清小说的听觉叙事策略，描写了众多丰富复杂的声音景观。
传统听觉诗学有助于丰富中国当代小说的抒情形式。“知音识曲”出自《乐府诗集》，意为通晓音乐。中国古代小说经典名著无不借鉴了音乐技巧，小说音乐化也是现代小说发展的重要趋势。在小说音乐化方面，莫言、余华和格非等作家无疑是典型代表，他们在21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中明显增加了音乐元素，他们在人物塑造、形式结构、思想主题等方面分别建构了抒情性主体、抒情性结构和抒情性意境，不仅增加了小说的抒情效果，也丰富了小说的美学风格。
“音美以感耳”与“有声的小说”
传统听觉诗学有助于丰富中国当代小说的语言艺术。“音美以感耳”出自《汉文学史纲要》，鲁迅认为汉字发音能产生美感。小说中的词语语音不仅表现在词语的象声、谐音、双关、语调、节奏、韵律、平仄等方面，也参与了小说叙事，也就是声音叙事化。比如象声词不仅可以记录声音形态，也可以引发一种声音感觉。文学作品中的象声词也具有多方面的作用，诸如渲染环境气氛、描绘人物性格、刻画人物内心、表现行为特征等。从《春之声》到《笑的风》等作品都显示了王蒙在拟声、回响、律动、节奏、通感等方面的丰富经验。柳青的拟声、周立波的方言、阿来的押韵与叠声等，也都显示了当代小说的语言魅力。
“有声的中国”不仅是一种社会想象，也是一种文学想象，尤其是在数字时代，“有声的小说”已经成为小说发展的重要方向。“有声的小说”不仅是指小说家在创作过程中充分发挥听觉感知和听觉想象能力，使小说作品充溢着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声音景观；也是指小说作品在传播过程中能够调动读者的听觉感官和听觉想象，充分展示小说作品的声音魅力。声音在小说文本中的呈现，是以文字为媒介，通过文学描写将小说家的听觉感知转化为声音事件与声音场景，将消逝的声音转化为象征的在场，小说的声音意义并不限于修辞价值，而是具有更深层次的转喻内涵。传统听觉诗学的灵活运用不仅扩展小说作品的表意空间，也折射小说家的思维特性和写作态度，为创作“有声的小说”提供坚实基础。
（颜水生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婷系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