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学评论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

——访青年作家高翔、焦典、刘东明

□张 菁 耿鸿飞

刘东明

高 翔

焦 典

近年来,“高校创意写作”成为文学界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五四青年节之际,《青年文学》杂志策划推出“现在出发·小说专号”,汇集了国内十所高校的15篇优秀青年小说佳作,并附有各高校专攻创意写作的教师们的精彩点评。专号集中展现了在校青年写作群体的最新创作成果,同时也是高校学生作品在文学期刊上的首次集体亮相,“现在出发·小说专号”集中以青年视角关注和思考时代生活,展现新表达。最终入选的15位作者涵盖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年龄跨度从“80后”到“00后”,他们的作品散发着强烈的青春气息,共同构成了当下最鲜活的青春书写,集中展现了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折射出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角度,是一次难得的青年文学汇演。因此,我们特邀《青年文学》主编张菁与编辑耿鸿飞对专号中的三位作者,即“80后”高翔、“90后”焦典和“00后”刘东明进行采访,请他们就本期专号中的作品展开交流。 ——编 者

张 菁 耿鸿飞:请谈一谈自己的作品,为什么要创作这个作品?

高 翔:《入于幽谷》写于2022年春。那段时间,我多次重看张爱玲的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找她与宋淇夫妇的书信集《纸短情长》来读。于是自己写起来,难免有暮年感。我另外喜欢一篇张爱玲的散文《谈看书》,这可算作她晚期文学观念的一次集中表达。她在里面写,事实是“无穷尽的因果网,一团乱丝,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我想文学求真的困难正在于此。所谓真实,千头万绪,而自我的理解总倾向找到一条便捷、清晰,却极易窄化的路,进而失去复杂性。唯恐窄化简化,写作时便更犹豫。有时候弄巧成拙,也是因为矫枉过正。

说回《入于幽谷》。之所以写作这篇小说,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对某种潮流或者既定表达心存顾虑。这样说不是反对它,我大体上站在与其一致的方向,但似乎无法满足。人的处境、心绪以及人际间种种关系,难以梳理为一条明确的线索。这也是言语的困境。我欣赏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但冰山之下并非无话可说,试图以躲避来凸显,有时会模糊其重要性。人的经验与记忆,并非总一成不变,石黑一雄一向致力于写作记忆的狡诈,而破除这一迷障的唯一方式,便是不断省思。这有堕入房思琪式的危险境地,但保持写作的真诚,唯有如此。因此在这篇小说中,我写了一个看起来近于偏执的女性,她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步入“密林”,并打算用一生处理“密林”的秘密。我相信自有意义。这样“小家子气”的题材,难免被斥为“苦咖啡文学”,不过败坏的口味已养成,近两年我每天喝两杯黑咖啡打底,却还嫌不够多。

焦 典:我喜欢山。小时候,又或者一直以来,我常有与周围格格不入之感。山脚下的亲人们喜欢热闹,喜欢香烟和烈酒,我插不进话,对那些展现人情机锋的谈天也不感兴趣。我就带着一瓶鲜橙多、一包薯片,上山,假装自己是一个走到了世界边境的探险家,脚下正踏着无人涉足过的新鲜土壤。有时候,一阵风过来,把额头上的汗吹干,凉凉的,还有点紧绷绷,我会突然想哭。于是我就坐在地上,没来由地哭一阵,那些躲起来的鸟啊虫啊就会笑我,叫得更响。但我其实没什么伤心的,我肚子饱饱,衣服也暖和,我应该没有什么伤心的,对吧?哭一阵我就站起来继续走,摸一摸屁股,草叶子上的露水把裤子浸湿了。

当然会迷路。回头一看,哪里还有外婆家那个白色的四方屋顶。再走到高处看看呢?还是没有,山的那头,还是山。我只能大声呼喊,带着哭腔,向我的人类同胞传递信息。但我心里其实并不害怕,山里总会发生一些奇妙的故事吧。比如晋朝的王质进山砍柴,看两人下棋,一看就看了百年;比如阳羡的许彦,在山中遇到了一个书生,说着话就进到了他的鹅笼里,和鹅安然并坐;山里时间和空间会膨胀,会卷曲,会滋长,会一下子伸得很细很长,人走在上面,一天就跟过了一年似的;也会晒着晒着就缩成一个松果,几百年的光阴回头一看,也就是“吧嗒”地一声松果落地。当然,我最终没有遇到神仙或者狐妖,只是遇到了两个放牛的小孩,把我沿着大路送回了外婆的村子。

但我还是爱山。我爱山上格格不入的丑陋动物,我爱毒蘑菇和失踪的人,我爱冰雹,还有野火,我爱一切陡峭的事物。我时常会有一种感觉,我一直席地坐在那里,在那个午后,在那个无人的山中。之后的时光只是在表面涂上了一层又一层的巧克力,太阳一晒,就化了,露出里面的核,一个别扭的,皱皱巴巴的我。所以我写下了《山中有虎》。

刘东明:《寄生》最初是一篇课程作业,王威廉老师把它变成无数个问题,“逼”着我用不断修改来给出答案。我的护士朋友总会拿课上学到的护理知识在我身上“实验”:她按住血管的两端,同时向我解释要如何观察血液的流动方向,一丝不苟的样子让人肃然起敬。她至今没有认出我小臂静脉的近心端到底在哪儿。我想,《寄生》的写作与此别无二样。

与同辈们的作品略有不同,《寄生》的叙事是比较封闭的,最大的不同在于将事件和人物隔绝在极狭隘的时空距离内,在于对小小“现时”状态的反复建构和来回涂抹。在修改过程中,王老师始终对写作主题“穷追不舍”,后来我终于坚定了自己的答案,说这篇小说有意讨论人的被动性,描写人陷入依附性结构之中难以自拔的境地。现在看来,这与疫情时期的非常心态无不相关;也正如王老师指出,与我在成长过程中面对世界的基本态度的变化无不相关。

张 菁 耿鸿飞:在本期专号中是否读到了喜欢的作品?为什么喜欢它?

高 翔:我想谈谈同样出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另外两篇小说,韩欣桐的《迷宫山》和卢燨的《跳蚤之幻》。我一厢情愿地认为,《迷宫山》的写作,也是为了处理和《入于幽谷》相似的难题。韩欣桐是一个真诚的怀疑者,也是心细如发的侦探家。实际上,她试图打捞的,正是闪回于各个时间刻度的记忆碎片,她自省的特质使她相信,每个碎片都是逻辑线索中的重要一环。也正因于此,《迷宫山》虽然构造了一个看似“罗生门”的小说装置,但在内里,她试图勘探的是每个人内心的真实,这一真实无关整体,只属于个人。

一个有趣的缘分是,我的小说与卢燨的《跳蚤之幻》或多或少与张爱玲有关。在《跳蚤之幻》中,卢燨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解读了“跳蚤”——这一张爱玲写作与生活中都非常重要的物象。这一物象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实际上提示了生活与艺术之间的界限,而卢燨看来,这一界限本身就是一种幻觉,它也许并不存在。所谓艺术,以及对此的沉迷,就是一场中蛊,所有受蛊之人,都心甘情愿沦陷,并且毫无办法。

焦 典:写作《山中有虎》的时候,我觉得我依旧在山中,一遍遍地呼喊着应答。当然,这只是一种感觉。给我同样的感觉、触动到我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姚偌姿的《无相佛》。也许是因为佛像和山很相似,它们一样沉默、庄严、辽阔。佛像从不说话,人们许愿的时候,也是无声的。可是在这安静之下,不知道有多少苦痛和泪水,百转千回,潮涨潮落。小说的情节,竟也意外地与此相符。

对了,还有气味。有的小说一闻就是一股油腻滑溜的味道;有的别别扭扭,但是其间有某种尖锐清新的东西;有的像太阳晒过的被子,很朴实,但是暖和。《无相佛》的气味是凛冽的,像山,表面朴厚、沉稳,但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滚落了它尖锐沉重的石头。

刘东明:如果说一篇小说成为了一面小镜子,“现在出发·小说专号”折射出的光芒无疑更加多彩。《寄生》只是我个人一次不甚成熟的针对“现时”的叙事实验,而专号中许多作品善于通过大跨度的回溯与推演,勾勒出世界流动性的、历史性的一面。比如《入于幽谷》讲述了人际关系跨越半生的复杂变幻;《屋里厢》的题义是上海话里的“家”,而“家”从女主角沛文过往时期隐而未现的家,到现在上海丈夫的家,再到未来澳洲土地上的“梦想”之家,随着生活状态的变与不变在世界各个角落飘移。

面对变动不居的世界,我欣喜地发现同辈作者竟然能够提供如此多独特、多元而又共生的观点。焦典的《山中有虎》就是一篇十分迷人的作品。一方面,作者能够将时代的共同经验细化入微,小说主人公感受到的视力负担不仅是隐喻的载体,我相信与电子产品长期相伴的每一个人都对此深有体会;另一方面,她又对现代社会的生存境况进行深入而有力的探索。起笔就见十足古典意味,短句连缀,省略主语,却也通过一种无主语的、“无我”的叙述进入故事,与主体精神成长探寻的内在主题达成呼应。同时,在这种由“人”到“我”的叙述构思中,甚至能听见千年前《奥德赛》的隐约回响。

郭冰茹老师在谈及国内文学经验时,主张用“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代替“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在当代写作中的融合已愈发清晰。“山海经”的大胆幻想在《山中有虎》中闪现,《迷宫山》显露出浓厚欧陆哲学意味的思考,《入于幽谷》的连体姐妹故事里或许还藏着“罔两问景”的想象和普伊格的喃喃低语。与攫取“直接经验”的写作不同,这种交融在系统的培养之外大概较为难得,而视野、技巧与阅读的开阔正是创意写作训练的最主要内容。由此,我们已经看到了创意写作给文学带来的可能性。

出版商豪尔赫·埃拉尔德指出,波拉尼奥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常读和他同时代作家的作品。波拉尼奥的做法很有见地,他选择直接去面对那些或许隐秘或许活跃的新鲜目光,而当代文学的、哲学的、史学的研究都早已指出,无论选择面向何处,这些目光无一不以某种方式投向当下,即指向同时代。在这一层面上,我们正处于一个无比广阔又无比矛盾的共同体之中。而对此,我必须,也不得不坦诚地说,这就是我们的故事。

2023-07-31 □张 菁 耿鸿飞 ——访青年作家高翔、焦典、刘东明 1 1 文艺报 content71072.html 1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