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人，才配得上英雄这个名号？如何认定英雄？1841年初，水师提督关天培率部与来犯英军，在虎门展开浴血海战，结果惨败，400多将士壮烈殉国，包括民族英雄关天培。他是国家危难之时冲出来的，尽管战败，但他决不后退半步的视死如归，仍然配得上英雄的称谓。还是那一年，在沙皇俄国，诗人、作家莱蒙托夫迎着黑暗现实，发表了深刻影响世界的著名小说——《当代英雄》，独特犀利的眼光透过生活的表象，把无所事事的“多余人”毕巧林，写成了一个没有英雄壮举却处处闪烁着人性魅力的“另类英雄”。可以说，这两个英雄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显耀的，一个是隐蔽的，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两位英雄的诞生都关涉时代，说明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英雄，所谓“时势造英雄”，此乃真理是也。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45年来，中国取得翻天覆地、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的作家该怎样来书写英雄，书写伟大的时代，创作不朽的经典呢？在我看来，关天培惨烈悲壮的言行已成绝响，倒是莱蒙托夫《当代英雄》塑造“英雄”的独特眼光，对于今天作家认识与塑造好深埋在生活中的时代英雄，具有一些可资借鉴的意义。我们知道，莱蒙托夫所处的是沙皇统治下黑暗压抑的旧时代、而要写出反叛旧时代，拥抱新时代的英雄，其难度何其大也？英雄的脑门儿上绝对没有标签，然而在莱蒙托夫笔下，毕巧林既优秀理性又莽撞冷酷，既有高尚的向往又充满私欲，既特立独行又矛盾犹豫。他仿佛肩负着崇高的使命，又在现实中扮演着恶棍的角色，他意志坚定、才能出众，渴望做些有益的事情，却又自由散漫，始终把控不住自己的命运。莱蒙托夫写出了毕巧林的两个自我：现实中“作恶”的自我和“作恶”后反省“除恶”的自我，既有形而下的写真，又有形而上的透视，把毕巧林这个看透了社会、看穿了自己，孤独而又悲凉的先知先觉者当作末路的英雄来写，包括他的玩世不恭与无心之失，都写得像英雄壮举般惊心动魄。其目的，正像他用“当代英雄”来命名他的作品，那是在用肯定的语气来否定所处的时代，同时，也是对毕巧林悲剧一生的深刻悲悯与体认。我猜，作家想说的是：凭毕巧林的天赋资质与能力，本来完全可以大有作为，无愧当代英雄，结果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却让他成了“多余”的。好吧好吧！就这个样子才配得上称作那个旧时代的“当代英雄”。莱蒙托夫以深刻的洞察力与创造力，完成了一个巨大的讽刺与启迪，在世界产生了长久的共情、共鸣与无尽悲哀，令人反省、思考。
说到底，文学是写人的，而英雄首先就是人，只不过比人更像人而已。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人更典型，更有魅力，更令人心动。徐贵祥写《历史的天空》时，遵循的就是这样的原则，小说中的三军作战，“三国演义”，混战一团。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立场就会产生不同的表达。为什么描写抗战的小说多如牛毛，而唯独徐贵祥摘取了茅奖桂冠？据我所知，徐贵祥创作前研究了日本国史，日本版的侵华史，还看了很多日军侵华时期日本的新闻报道。例如当时某日本报纸说：日军为表亲善，大搞表面文章，做点助民劳动，还要与汪精卫部队比赛。如帮百姓插秧，日军一个班，汪军一个排，结果日军插的秧横竖成排，而汪军插的秧东倒西歪，人还累得四仰八叉。丑化中国人是肯定的，但作家从中却看出了一支部队关键的东西——素质。所以他没有简单丑化敌人，也没有过度美化自己。他谨慎地、探索式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寻找“三军”核心人物的梦想之根，他把战争写成了人格、理想与智慧的角逐，写成是推动历史发展前进的角逐。最后，作家揭示出的并不是有血有肉、有灵魂、有信仰的敌人的失败，而是他们利益集团整体的失败，揭示的是历史必然的逻辑。高明就那么一点点，但那一点点正是思想的高度、精神的高度。
有一种说法：写历史英雄容易，写现实英雄难。其实在我看来，都容易，也都不容易。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写的就是现实题材，而且是直面改革大潮，他写出了大浪淘沙中的各式人等，尤其写出了真正的时代英雄。还是那句话：英雄首先是人，是人就有人的命运、人的性格、人的心理、人的欲望，而且人还有社会的、政治的属性，柳建伟没有回避人性的与社会的、政治的种种属性，甚至是直入其中，一竿子到底地写现实，写现实改革中敢啃硬骨头、勇于冲锋陷阵的英雄。许多作家不愿或不敢深入政治，担心过深介入政治属性的执政生活，尤其直接描写共产党人，会有各种各样的风险等等。作家柳建伟不管那些，他敢于挑战，坚持写人，塑造他透过生活表象发现的一系列英雄行为，出色地完成了对史天雄的人物塑造。史天雄本来仕途通达，如果继续努力，会有更高的上升空间。但他放弃了在高层机关庸碌无为坐等升官的好日子，自愿申请到基层，帮助下岗女工合资组建经济联合体，以提高民营商业零售企业的品位。柳建伟沉潜在这正大事业的深处，硬碰硬、实对实，那生动有趣的描写，完全化入了人性的光辉，主人公为民解困、为党分忧、为国操劳，构成了小说《英雄时代》最沉实厚重的文学底座，也构成了动人心魄的时代交响，为当代文学的画廊平添了一位身处改革最前沿的英雄中国共产党人形象。英雄难写，但当你真正融入到推动历史前进的、最本质的推动力之中，在那些关键人物的关键时刻，英雄诞生了。
还有一个说法，即我们天天生活在小人物中间，没见过大作为的英雄，如何写出英雄来？我以为，对文学来说，根本就不存在小人物与大人物，都是“人物”，都是描写对象。记得十年前看过一部电影《钢的琴》，其中的下岗工人陈桂林，媳妇儿跟富商跑了，要离婚，要女儿的抚养权，陈桂林不同意，媳妇儿说：你连给女儿买台钢琴的钱都没有，怎么培养女儿？于是乎，陈桂林想了无数办法，要给女儿弄台钢琴，但种种努力、冒险都失败了。最后，他在绝望中偶然翻到一本关于制作钢琴的外国文献，于是，他叫上下岗的工友们，在早已破败的厂房中制造钢琴，最后竟然造出了一架精美的“钢”的琴。当我看着这些衣着破旧的工人，扛着自己做的“钢的琴”从银幕走来时，我的心狂吼着——英雄啊！低微的，可能是伟大的；高大的，可能蕴含着下贱。世事纷繁，遍地风流，这里的关键点是：你有没有洞察力？
时代每时每刻都在前进，然而英雄却并没有三头六臂，他们都是普通人，做的都是普通的事儿。从莱蒙托夫到徐贵祥、柳建伟，包括《钢的琴》的创作团队，他们发现与写出来的英雄，不都是普通人中的不普通吗？发现英雄，凭借的是作家的洞察力、辨识力与创造力。最近，吴义勤有篇文章对中国文学作了一个判断，他说：我们不再是文学领域的“滞后者”“追赶者”“模仿者”，而是文学价值的“创造者”“引领者”。他又说：我们不仅要让全世界更多地认识、阅读、了解中国作家作品，还应该在世界文学秩序和世界文学价值的同步建构中发挥主体作用，让中国文学价值成为世界文学的“共同价值”，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贡献文学方面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以为，这就是时代对文学英雄的呼唤，中国作家书写我们的时代和英雄，就要破除一切迷信，确立我们自己的审美观、价值观，写出属于我们的“那一个”，而且坚信我们写的“这一个”，一定是时代的，也一定是世界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