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安宁的散文，与其他散文作家在创作时依循“文从心走”、注重主观情感的宣泄与抒发不同的是，安宁的写作是一种犀利、严肃且有一定批判性的写作，这使得她的作品都带有一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不是时空上的距离感，而是心理上的距离感。无论是对过往童年经历的回忆，还是对当下草原风物的记叙，安宁在自己的散文创作中总是以一种相对客观冷静的笔触去书写和描摹。但这种因真实而冷峻的书写所产生的距离感并没有使安宁的散文“失真”，反倒给予了读者一种特殊的“旁观者”视角，使人物、事件等得以更清晰地被看见和呈现。但这种由内心产生而体现在作品叙事中的距离感，又随着安宁对人间世事的不断理解而发生着持续变化，最终表现为其散文叙事中距离感的“建构”与“融弭”。

不同于刘亮程写的是“精神的乡村而不是现实的农村”，也不同于付秀莹笔下诗意清新的“芳村”田园，安宁笔下的乡村是充满着世俗烟火的“农村”，她写出了费孝通所讲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的真实乡村熟人社会，对乡村进行了真实揭露与呈现，体现出千百年来生活在中国广袤大地上最广大农民的复杂人情世故和真实生活图景。

比如，通过记叙姨妈递给“我”那面沾了苍蝇的桃酥，作者将村人的狡黠与传统乡村社会中人际交往的假客套表现得淋漓尽致。还有批判乡下妇女落后的生育和教育观念：她们只是“一个劲儿”地生孩子，但对她们费了千辛万苦生下来的孩子，这些母亲却并没有多么“珍惜”。作者甚至自言乡下小孩子和猪狗鸡鸭、茅草蒺藜之类的自然动植物没什么区别。只有真实的文字方能承载真实的力量，安宁以一个孩童天真坦诚的视角将自己的童年乡村记忆毫无保留地呈现给读者，文字因她的坦诚而真实，又因真实而充满力量。正因如此，她的“乡村四部曲”才能给予众多读者真实而有力的“沉浸式体验”。

千百年来，乡村作为一个“世外桃源”般的符号被大众所认可和接受，但对生于斯长于斯、亲身经历过农村生活的安宁而言，故乡的农村绝不是什么安宁祥和的“世外桃源”，而是一个给她带来了众多苦难和伤痛的地方。安宁曾经谈及，她的散文风格一向是比较沉重、带有反思性的。“为什么我的‘乡村四部曲’中最后一部《寂静人间》是站到高处来选择俯视人间，是因为人间很痛苦、很疼痛。我所经历的乡村熟人社会是很残酷的，它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田园生活那么美好。”童年的过往经历使作家现在回忆起来仍伴随着伤痛，这是长久以来存在于她心中的一根刺。这造就了安宁在《我们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遗忘在乡下的植物》《乡野闲人》三部作品的叙述中，对过往乡村生活始终保持着一种刻意的距离。

在《寂静人间》中，安宁依旧建构着书写上的距离感，但她整体的情感基调相比前三部作品有了很大改变。面对那些曾经带给她痛苦与伤害的人们，她选择了宽宥与原谅。正如她在该书序言中所写的那样：“我愿做自然的孩子，坦荡，赤诚，清洁。”安宁在人间游历了四十余载后，又能以一个“处子”的形象重新回归自然母亲的怀抱，以一种出离俗世、悲天悯人的视角俯瞰芸芸众生。这种书写和心理上的距离感在此更多地表现为“超越”，让她对过往的一切不再怨怼愤懑，而是用更高的能量去化解和包容。作家用“寂静”这一几乎不含有任何情感色彩的词语对自己的过往作出一个最终的总结，也标志着她与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一切实现了真正的和解。如果说前三部作品是“身在此山中”的叙述，那么这最后一部便是用最平静的笔墨去展现最真实的人间，并从这世俗烟火之中飞翔出的超越、平和、自由与洒脱，展现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唯一”的逍遥境界。

之所以一开始存在距离，为的是在最后消弭距离。安宁用她的散文书写，用她充满生命的笔触去拥抱、去亲吻童年那个“倔强骄傲又卑微焦灼”的自己，去抚摸、去治愈自己那个“热气腾腾”的童年。从简单“批判”到尝试“解决”，从最初充满讽刺和自嘲语调的“直白”描绘到以一颗悲悯之心去平静书写，这一过程本身就印证了作家自我的成长。我们可以看到，安宁正伴随着她的作品一同经历、不断成熟，到最后一切喜怒哀乐都归于寂静，唯剩心中的悲悯与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