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来，文化上的自卑自轻曾经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抛弃中国传统、学习西方文化，一度成为时代风潮。身处潮流之中，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并未随波逐浪，而是超越了古今、中西之间常见的二元对立。朱光潜既肯定五四运动是一场思想革命、文艺复兴，又深入反思与批判其否定传统、迷信西方的做法，展示出自信自强的精神品格。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他的相关论述读起来仍然铿锵有声、发人深思，具有十分鲜明的现实意义。
“真正的自信”是“民族的生命力”
朱光潜倡导真正的自信。他在《国难期中我们应有的自信与自省》一文中指出：“真正的自信，换句话说，就是彻底的自知与自知后所下的决心，认清了达到尽这种责任的方法，然后下定决心去脚踏实地、百折不挠地做下去，一直到最后的成功才甘休。这才是我所谓的自信。”也就是说，自信不仅是自知自省后的立志，做“有志者”，而且是要有进一步落实的明确方法与切实行动，从而力争达到“事竟成”的境界。他认为，在抗战的危难关头，需要的不是那种盲目自夸式的自信或企图依赖外人式的自信，而是这种堪称一个民族生机与活力的真正的自信。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民族，都必须具备这种觉悟，才会有灿然的希望与光明的前途。
在《文学与民众》等文章中，朱光潜进一步强调，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完整生命的表现。“一个民族的生命力最直切地流露于它的文学和一般艺术，要测量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强弱，文学和艺术是最好的标准之一”，“民族有民族的生机，生机都要借发泄才能发展。发泄就是活动，就是创造。最显著的生机发泄是文艺创作、学术探讨与政治活动”。正因如此，朱光潜非常重视引导文艺创作与美学研究中蕴含的精气神，并身体力行。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等影响广泛的文章中，朱光潜始终秉持文化自信自强的原则来与广大青年谈心论文，勉励他们牢固树立民族自信心，奋发图强、坚持不懈。在《诗论》《谈美》等美学研究论著中，他同样始终保持着文化自信自强，坚持立足本土文化、以中国立场分析中国文艺问题。这些研究虽然接受了一些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决不是生搬硬套，以至于“言必称希腊”，更不是用它来任意裁剪、强制阐释中国的文化现实，而是注重在介绍西学的同时加以批判、将西方文艺观念与中国传统文艺观念加以融汇，注重在中西文化的相互观照与相互比较中辨析各自的长处与短处，并为中国文艺、中华文化下一步的改进与发展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与建议。
“根据传统”建立新的“民族形式”
朱光潜主张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历史传统是一个国家、民族完整生命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传统到现代并非如当时流行的想象那般势不两立。因此，“完全放弃固有的传统，历史会证明这是不聪明的。文学是全民族的生命的表现，而生命是逐渐生长的，必有历史的连续性。所谓历史的连续性是生命不息，前浪推后浪，前因产后果，后一代尽管反抗前一代，却仍是前一代的子孙。”传统不是僵死的、外在的，而是有生命力的、绵延不绝的。在应邀推荐青年阅读书目时，朱光潜还将传统素养列为现代公民必备的常识。“我以为一个人第一件应该明确的是他本国的文化演进、社会变迁以及学术思想和文艺的成就。这并不一定是出于执古守旧的动机。要前进必从一个基点出发，而一个民族以往的成就即是它前进出发的基点。知道它的长处所在和短处所在，我们才能知道哪些东西应发挥光大，哪些应弥补改革，也才能知道它在全人类文化中占何等位置，而我们自己如何对它有所贡献。”传统不是文化前行过程中的障碍，而是更好前进的基点。只有尊重传统、知晓传统，辨明其中的精华与糟粕，分清其中的所长与所短，才能积极有效地吸收传统并予以不断转化。
朱光潜明确反对新文化运动将传统与现代极端对立起来的偏颇观点，并着力加以反拨。这充分表现在他为新诗的音律大力辩护，批评“五四”时期新诗运动错把“作诗如说话”当作出发点等方面。在他看来，新诗力图推翻旧传统，实际上却往往是用白话写成的旧诗，缺乏音节上的显著个性，毫无形式可言，而新诗更致命的缺陷是未能开辟新的境界。通过详细梳理中国诗歌的历史演变过程，朱光潜得出结论：“一个民族的诗在历史过程中有一种继续不断的日渐发扬光大的生命，后一阶段的发展总是建筑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朱光潜强调，尽管诗的形式应该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但不能由此完全割断历史、抛弃传统。因此，新诗不仅应该有音律，而且必须向世代相传的旧诗音律学习，将新诗格律建立在民族诗歌传统的基础之上。新诗这种恢复传统的方式不是机械地复述传统，而是在新的语境中激活传统——根据传统创造出新的具体形象、生成新的民族形式，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我们要由模仿进一步去创造”
朱光潜提倡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首先，他赞成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借鉴，反对闭关自守、坐井观天。他认为，“五四”时期的文坛，不论是积极的翻译、热情接收外国文学，还是受其影响而剧烈变化的文学语言、不断涌现的新风格与新技巧，都是值得欢迎的好现象。在向青年介绍人文方面的应读书目时，他把阅读外国书与通一种外文都视为现代学者的必备素质，强调这有助于克服只读中国书可能形成的偏狭孤陋，在中西比较中给予学术研究以新的刺激。
其次，朱光潜提出吸收外来影响要经过谨慎选择。正是在这一点上，“五四”时期的一些作家恰恰有所欠缺。由于缺乏深广的了解，他们倾心于“经过爱弄纤巧的文人长期矫揉之后而渐进于没落的”西方文学，令人遗憾地走上了文学的窄路。在朱光潜看来，中国文学可以参考西方文学返观中国文学，在创作与批评两个方面开辟诸多新的领域。譬如，学习那些自己相对薄弱而西方文学较为发达的许多体裁形式；借鉴西文的一些优点，如文法严密、组织繁复、弹性较大、适应情思曲折的能力较强等；把批评看作一种专门学问，建立中国文学批评史；如此等等。
再次，朱光潜呼吁要真正消化外来影响，从模仿走向独创。“所谓‘消化’就是把本来不是自己的东西变成自己的，把异体变成本体。本体因吸收融化异体而扩大起来，这就是‘生长’。”在文化生长的过程中，模仿常常是接受的一个初级阶段，自然不应完全否定。关键在于，应予以充分消化吸收，做到如盐入水。否则，就不免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模仿是“借光”，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能止步于模仿外来文化，而应“发光”，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形成以我为主的新的文化生命整体。唯其如此，中国文化才能成为真正富有活力的有机体，而非死气沉沉的无机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光潜严辞批评新文化运动中照搬照抄、囫囵吞枣的现象；批评“全然抱着膀子闭着眼睛跟着他人走”的态度；批评处处模仿外国文学的形式与风格但没有扎下根来，显得“洋气”太重、“外来的色彩”太浓厚的新文学作品。
（作者系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