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学者安特生所著的《龙与洋鬼子：一位瑞典地质学家眼中的万象中国》，与作者身份的复杂性一样，是一本很难定义的非常特别的书——它既不是讨论地质学的理论原典，也不是专论考古学的研究著作，更不是记录人们所熟悉的作为中国考古学奠基人或开拓者的学者安特生的种种个人经历。

安特生在这本书里没有讲与中国考古相关的“仰韶文化”“北京猿人”的发现等，而是讲其在中国期间的所见所闻。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万象中，作者的视角和眼光，既关系到考古学的社会基础，又关系到考古社会学的方方面面。显然，没有这种对于社会的独特视角和眼光，怎能够发现史前时代的人以及新石器时代中的那些陶器——这岂止是那些历史久远的瓶瓶罐罐？这显然是能够代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重要的文化类型。

这本书写的是关于20世纪初中国考古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它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有着紧密联系。所以，这本书从第一章的“中华帝国”到第二十二章的“国民革命”，都反映了安特生眼中历史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状况，它们与考古学的社会基础以及具体的考古发现之间有着难以剥离的关系。和一般的书不同的是，这本书的译者李雪涛教授写了一篇长达58页的“导读”，长度几乎是全书的六分之一。“导读”共有13个部分，为人们读这本书提供了很多背景资料，也可以被看成是中国学者研究这本书以及安特生的具体成果。更重要的是，“导读”对认知安特生的历史贡献以及与中国考古和地质学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帮助，这一译本也因此而显得异常精彩。

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发生与安特生有着紧密的关系。是他发现了仰韶文化，是他把中国文人数以千年来对于古物的兴趣引入到现代考古学的路径之中，并在考古学的学科领域开拓了发展的道路，同时在中国树立起了“科学考古”的概念。所以，安特生在他的“前言”中说：“当瑞典出版商要我讲述在中国服务11年的印象和想法时，我意识到自己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可以借此表达我对伟大而受人尊敬的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确实，中国成就了安特生，而安特生对于中国的贡献也在于他的专业基础和他的天分，以及他与中国考古的独特的情缘。今天人们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东亚博物馆中，可以了解到安特生对于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贡献，因为这里展示的都是安特生捐赠给瑞典政府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重要历史文物，而它们都与安特生的发现有着难以分割的关系。这里还展出了与安特生相关联的诸多文献，他的发现、发掘以及整理都是这座博物馆中的重要展示。在这里可以看到1916年北洋政府发给作为农商部顾问的他以“三等嘉禾勋章”“以示优异”的证书，而那些丰富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陶器等，则是他在中国考古发现的具体成果。可以说，它们是世界各博物馆中发现时间最早的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的集中展示。看到这里的陈列，再读这本书，就都能够想象到这位“洋鬼子”在他那个时代的千辛万苦。

毫无疑问，这本书包括安特生本人给予我们的特别的启示，这就是考古学的专业基础。相对而言，安特生并不具有现在院校中所学的考古学的专业基础，他的地质学专业实际上和考古学之间也相距甚远。安特生以独特的天分和运气在中国发现了与中国历史关联的仰韶文化等重要的文化类型，使得中国历史在现代科学考古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发展链条。所以，这本书所呈现的这些丰富的内容，能够让人们大致了解到安特生时代中诸多的独特性和可能性。

这本书既有真实的记录，也有回忆，还有像小说似的虚构。基于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复杂构成，阅读这本书实际上正像阅读这一时期的历史一样，能够看到很多具体的内容。尤其是导读中特别谈到的德文版中的珍贵照片，正是本书的一个亮点。虽然在这本书里面没有看到他所发现的仰韶文化彩陶等重大的考古发现成果，也没有介绍瑞典的东亚博物馆，可这些珍贵的照片也能成为读者阅读、欣赏、了解中国现代考古学发生与发展的社会基础的重要媒介。书中的插图正像考古成果那样，关联了一个时代与考古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方方面面经历了百年的历史发展和沉淀，今天已经成为博物馆中展陈的重要资料，也是公众所感兴趣的历史。

中国现代考古学作为时代潮流中的一朵浪花，不能置身于现代社会的发展之外，新知识、新学问和新认知应运而生，是时代使然的“龙与洋鬼子”的风云际会。今天，中国考古学历经百年的发展，从业众多，硕果累累，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安特生的时代，那从无到有的开始，正是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