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于一个如鲁迅所言的“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时代。百余年来，我们经历了复杂的经济形态、社会结构，相应地，建筑在这基础之上的各种各样的文学形态及其所蕴含的精神结构、情感形态亦轻重不等地繁杂地共时性地作为既有的文学资源呈现于今日中国的文学界。那么，有哪些文学资源是我们在推动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时应该着重学习与借鉴的呢？
古代文学中的“风雅精神”
从我个人的视角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谱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庙堂、士大夫、民间。庙堂价值谱系的核心是，依据经济形态、政治结构和社会治理的需要，强调文艺的教化；民间价值谱系的核心是，用文艺来表达个体的愿望和需求；士大夫价值谱系相对复杂一些，因为“学而优则仕”，士大夫和庙堂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他们意识到“民为载舟之水”，所以有时候又具有强烈的民本意识。因此，这三者的区分只是思考维度上的区分，在实际的历史中，更多的是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三种价值谱系中，对民间价值谱系的研究需要加强。特别是在当下，它与全民高度重视自我需求的时代性特征极为吻合。士大夫们的写作中，也有很多与民间交叉的部分，生动地书写了民间的现实，这同样是我们需要不断去继承和发展的。
较早体现现实主义精神的，首推《诗经》中的“风”：《关雎》《氓》之男女之情，主要是个人的情感；《硕鼠》之恨之愤，是因自家利益被窃夺而发；即使征战胜利归来，也有“杨柳依依、雨雪霏霏”的忧伤。当今时代，在微博、微信等传媒形态中，时时有“风”刮过。先进的科技与原始的诗歌精神，远隔着千秋万代，却相互呼应着，共同养育着个体生命的自由与自在。
到了“汉乐府”，“风”势不减。以《木兰诗》为例，木兰打仗出于为父着想，并无功名之心，所以，功成名就归来，对那万千人求之而不得的“尚书郞”不屑一顾，而只急于“还故乡”。这里有着民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自在与自由。这其中蕴涵着一种健康、强大的精神形态。
中国传统的经济形态、社会结构，其积极能量在盛唐时代达于极致。李白的自由个性、杜甫的儒者情怀，体现了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两座高峰。杜甫是典型的士大夫，他以一大批乐府诗书写唐朝社会历史发展的概况，既记录史实，也描绘情绪，因此其作品被誉为“诗史”。他这种及时书写时代、处理现实的能力，一直被后人所称道。中唐的白居易沿着杜甫的道路往前走，尤其强调诗歌的现实性，提倡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反映民间疾苦。到了晚唐，时代的风云际会，转化为个人的低语。因此，杜牧“十年一觉”之“梦”，与士大夫的“修齐治平”之“梦”有所区别；李商隐则将时代沧桑转化为男女之间的私语。当然，他们也写了许多具有历史感慨和现实指向的怀古诗。
到了宋代，商业文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文人的生存空间更具伸展性。最初作为“艳科”的宋词，慢慢成为了记录自我情怀和市井生活状况的重要文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文学与人民的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元明清三代之文学，以戏曲和小说为主要代表。戏曲领域的《窦娥冤》《西厢记》《琵琶记》《长生殿》《桃花扇》等，小说领域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题材各异，或讲述历史，或记录现实，但都写下了一个个时代的精神风貌。终于，“一切传统的写法都打破了”，有了《红楼梦》的出现。这体现了古代小说的巨大表现力。
从《诗经》到《红楼梦》，有一些线索是一脉相承的。比如，文学对历史与现实的记录，文学对人的生命价值的不断发现。这些正是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逻辑起点。所以，五四文学的先贤们虽然声称反思传统，但又大都有着深厚的传统积累，用现代人文观念重新发现优秀文化传统并传承之。
新文学传统中的宝贵探索和经验
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涌现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特别是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的小说，以深刻的思想和多样的艺术探索为我们展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魅力。
在中国古代社会，“个人”的价值虽然不断被发现，但总体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五四文学有两个核心观念，面对过去的判断是“吃人”，面对未来的希望是“立人”。五四新文学从这样三个角度来书写“个人”：一是表现“个人”的觉醒过程，二是批判资本和权力对“个人”的损害，三是书写新的“个人”生活形态。具体说来，“个人”的觉醒过程，既是激动人心的，如郭沫若《凤凰涅槃》中的决绝；是令人陌生的，如冰心《寄小读者》中的博爱；也是令人迷茫的，如郁达夫《沉沦》中的痛苦；但更是充满着挣扎而出的痛苦，以及觉醒之后无路可走，而对绝望进行的反抗，如鲁迅的小说《孤独者》《在酒楼上》。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二月》《金锁记》《呼兰河传》《家》等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身影。无序的资本和权力带来的疼痛，给人的感觉更加强烈。吴荪甫、骆驼祥子、王利发等人的命运，无不带有时代和社会的烙印。随着社会生活的改变，也有很多作品表现崭新的“个人”生活状态。特别是到了今天，我们物质生活已经有极大的提升，精神上也有了巨大的改变。文学应该呼唤着丰裕物质生活基础上的新的精神品格的健全，呼唤着代表着这新的人生方式的新人的出现。
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从无产阶级文学、左翼文学，到延安文学，再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构成了一条相对独立的文学线索。在这个过程中，各个节点的嬗变、各个构成形态的命运，对发展当下的现实主义创作具有直接的借鉴作用。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深刻地影响了文艺创作的走向。赵树理承载民间价值谱系的文学，以及“赵树理方向”的提出，还有孙犁、丁玲、周立波等人的文学创作，进一步扩大了解放区文艺的影响力。进入新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不断发展，代表性的作品是“三红一创、青山保林”。这时候的“个体”，是与“集体”融为一体的“个体”。其所体现的精神形态，影响了整整一代国人的青少年时代的精神成长。
从五四时期的“人的文学”，到延安时期（一直延续到前二十七年）的“人民文学”，再到1980年代中后期开启的“个人写作”，“个体”的地位在沉沉浮浮之中。这些文学发展的历史，给了我们丰富的思考空间：如何塑造出能够代表时代精神的“这一个”？如何表现个体命运与时代现实之间的复杂纠葛？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每一个时代的文学经典，都为我们提供了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精神气象的典型人物。在这些作品中，人物的命运与时代的发展相互纠葛，共同呈现了那些繁复的历史经验。
西方现实主义的批判性与真实性
十九世纪的西方经典现实主义，对于推动当下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现实主义文学要歌颂那些为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不断奋斗、甚至作出牺牲的英雄，也要批判那些自私自利的、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个体。这当然不是一种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判断，还是应该考虑到每个人的复杂性，考虑到每一个个体的实际处境。但无论如何，歌颂与批判之间的辩证法，是需要我们进行深入思索的。
以细节的真实，直面并书写人的生存形态，是巴尔扎克式现实主义呈现新的经济社会结构下的个体命运的主要文学方式。这一方式也特别适合当下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这个时代的生活是这么丰富，也充满了各种悖论式的元素。这些经过作家的观察与提炼，就有可能成为具有时代特征的典型符号。我们只要大略看看新时期以来各种人文思潮在中国大地此消彼长或同时共存并已经渗透于中国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日常生活之中的现实，对此即可了然。于是，回到事物本身，直观事物本质，重视写实的力量，就足以克服一些作者思想资源的局限与缺失。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以写实的力量战胜世界观的局限，并将之誉为“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伟大的特点之一”。
近些年来，中国人文学界对史学风范的学术追求，以及对非虚构的重视和实践，更是说明了这一点。现实主义重新获得了它的时代性，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也是如此。理解了历史的纵深，或许才更有益于我们对现实作出判断与选择。
（作者系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