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 起
“攀登”二字渐成文学界热词之一，盖因自打去年下半年起，中国作家协会与全国32家重点文艺出版社、重点文学期刊等共同启动了一项名为“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以下简称“攀登计划”）的工程。该计划主要对以长篇小说为主的优质选题提供支持，旨在立足新发展阶段，创新文学发展理念，广泛搭建平台，整合文学创作生产传播转化各环节的中坚力量，依托全国重点文艺出版社、重点文学期刊等，从作家创作、编辑出版、宣传推广、成果转化和对外译介等多方面统筹协调，形成联动机制，为文学精品的生产赋能，推动文学精品的传播、转化，有力彰显新时代文学的价值。迄今为止，总计有36部作品分两批被纳入这项计划之中，其中不少于20部作品已公开面世。仅就本人完整阅读过的其中半数以上的作品看，姑且不论他们究竟“攀登”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高度，但其中绝大部分作品称其为这一时段中品质上乘、特色突出、个性迥异之作则绝不为过。虽然无从一一量化说明“攀登计划”实施对这些作品出现的推动效果，但可以肯定的是“攀登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对推动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品质的提升是一味充满正能量的推动剂。
也正因为此，去年岁末《文艺报》邀我从个人角度提出年度文学的“热词”时，我选择的便是“攀登”二字。这其中固然有“攀登计划”的制定并开始实施的因素，更是因为列入其中的一些长篇小说新作所呈现出的种种可圈可点的新气象：有的作品足以堪称我们整个长篇小说创作中特色十分鲜明的上佳之作；有的作品在作者个人创作生涯中毫无疑问是一次明显的提升或拓展；有的作品所涉题材明显具有某种填补空白的价值，这种“填补”既有历史进程中某些相对的“盲区”，也涉及新时代出现的新事物、新现象和“新人”；有的作品在长篇小说文体呈现方式的丰富与艺术表现上的尝试与探索意愿方面十分突出……
还是在那篇短文中，本人也不仅只是就“攀登计划”说“攀登”，同时也认为“攀登”之于一位有志向的作家而言“更是一种常态、一种永远无止境的追求”。那么到底“追求”什么？怎样“攀登”？则是本文拟结合“攀登计划”中已公开面世的一些作品实际，试图从文学创作规律上加以简略阐释的重点。
时 代
对长篇小说创作而言，时代说到底根本就不是一个要不要、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如何深刻认识、怎样艺术呈现的问题。此可谓“攀登”之难，其难之一也
无论持何种文学主张，秉哪种文学理念，时代终究都是文学创作无法回避的要素，即便是那些主张要“背向时代”“远离时代”者不同样还是在正视时代的存在吗？否则干吗又要“背向”与“远离”？至于历史上出现过的种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有关远离时代、淡化时代之主张也不过只是一时极端之词，他们笔下的作品哪一部不见出时代的影像？哪怕只是某种端倪。
具体到攀登计划中已出版的那些长篇小说，时代感的存在与鲜明都不是问题，刚面世不久的毕飞宇的长篇《欢迎来到人间》，尽管是以精神病患者为主角，但其时代的印记依然十分鲜明。尽管都是同样的鲜明，然彼此间的差异也同样突出。这样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作家对时代这样一种客观存在不同的艺术处理上。比如葛亮的《燕食记》，时代背景虽跨越近百年，但作者所取的却仅仅只是“食”与“食的制作”这种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一个极小切口；比如魏微的《烟霞里》，围绕着普通人成长的小历史与时代巨变的大历史展开并行叙事，于一小一大中见出时代的风云际会；比如徐坤的《神圣婚姻》则以近乎“快闪”的形式将从新时期到新时代的风云际会一一掠过……至于那些围绕着“建党百年”与“脱贫攻坚”这两大主题的正面书写，时代之印记更是跃然笔端。
因此，对长篇小说创作而言，时代说到底根本就不是一个要不要、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如何深刻认识、怎样艺术呈现的问题。此可谓“攀登”之难，其难之一也。比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就是我们当下这个时代最基本的特点。对作家的创作而言，如何表现这样的时代则显然不是这两句概括便能完事，他所要面临的将是对此如何认识、进而如何选取一个独特的视角、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口、如何转化为个性的艺术表现等一连串既符合小说创作规律又适合自己创作个性的转换问题。而在这一连串的转换链条上，只要任何一个环节不到位，必然会影响整部作品内容表达的准确性和艺术呈现的完整度。比如在“攀登计划”中有关“脱贫攻坚”这一主题的长篇小说，不少作品在整体艺术表现力上比之于其他题材的作品明显稍逊一筹。个中原因固然很复杂，但我以为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一是对这“两个大局”总揽下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认识不到位，二是在进行艺术转换时对艺术自身规律的尊重不到位，因而出现图解式、简单化、皮相般的表现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比如这些作品的一号人物或主角大多是那些驻村干部或下派的第一书记，某一部具体作品如此这般当然不是问题，但不少作品皆如此便露出了问题的根源。那些土生土长的本地农民呢？还有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扶贫力量呢？他们为什么不能成为这类作品的主角？事实上，除了党的根本决策与坚强领导，所有的参与者都何尝不是脱贫攻坚的主体之一或重要组成？然而，现在这一领域出现的这种简单的“一边倒”现象，说白了还是对乡村现实生活缺乏足够的深入以及对艺术规律尊重得不够。这样的创作能抵达“高原”已属万幸，但要攀上高峰则恐怕很难。
人 物
在某种意义上也完全可以说，塑造几位鲜活的人物形象既是一部长篇小说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也是“攀登”之难的又一难也
在20世纪以前的传统长篇小说中，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但凡优秀的长篇小说总是会在读者心中留下一个或数个传世久远、令其难以忘怀的人物形象，作家、作品与作品中的人物几乎就是“三位一体”式地存活于读者心中。如同司汤达之于《红与黑》之于于连、雨果之于《悲惨世界》之于冉·阿让、巴尔扎克之于《高老头》之于高老头、托尔斯泰之于《复活》之于玛丝洛娃……问题同样还是出在各种被归于“现代”或“后现代”名下的多种文学流派或主张的出现。在他们笔下，类似上述那种典型人物的形象的确是一度大大地被弱化乃至消失，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取代品”。比如卡夫卡笔下的甲虫、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小镇和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法世系”……这类或意象、或地域一类带有强烈标识性印记的不同“主角”出现了，而且这种极端的现象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淡化，人物又开始重新回到小说中占有重要位置。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所谓“先锋文学”中，人物依然占据重要地位，诸如莫言《红高粱》中的余占鳌、余华《活着》中的福贵等，都是新时期文学脍炙人口的鲜活人物典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完全可以说，塑造几位鲜活的人物形象既是一部长篇小说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也是“攀登”之难的又一难也。
就进入“攀登计划”中已面世的一些作品看，有些在人物塑造上也有不俗的表现，他们笔下的人物足以给读者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比如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中的傅睿在我看来必定将是一位进入文学史而得以流传的人物。其他诸如《燕食记》中的荣贻生、《凉州十八拍》中的徐惊白、《烟霞里》中的田庄、《人，或所有的士兵》中的郁漱石、《戴花》中的莫正强……他们无不各有独特鲜明的可圈可点之处，令人难忘。如果说这些作品有所成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首功当归于这些人物的成功。
但是，也必须承认，进一步写好写活人物也确是许多作家在“攀登”途中有待进一步提升的共同问题。为了表述的方便，这里姑且将本应是活灵活现的“这一个”人物简单地划成两类。一类是在我们过去的文学创作中频繁出现的工农兵等身份；一类则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而出现的那些全新的职业、全新的身份。
第一类或许因其出现时间长、频率高，在当代文学作品中的确留下了不少令人印象深刻而流传至今的鲜活形象。但现在的问题是，今日之农民还是梁生宝（《创业史》）、陈奂生（《陈奂生上城》）那样的农民吗？今日之军人还是沈振新（《红日》）、梁三喜（《高山下的花环》）那样的军人吗？……尽管类似的推问还可以继续排列下去，但问题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这个时代的人物究竟什么样？职业身份虽依旧，但时代不同、环境有异，这些固然可以描述成新时期工人、新时代农民之类，但具体到每一个人、每一类人身上，究竟又是什么样，即便同为新时代军人，张三与李四一样吗？这种种的“不一样”其实也就是“攀登”之难之险所在。
另一类用不太准确的说法姑且称之为“新人”，指的是那些在市场经济改革持续推进过程中陆续出现的一些新兴职业的从业者。比如在乡村振兴、脱贫攻坚这类主题创作中，主人公多为驻村第一书记、对口扶贫方的下派干部等，这些固然可以称之为新人，但他们多为阶段性与临时性身份，以他们为作品主角或重要角色当然没有问题；但在脱贫攻坚过程中，确也有不少带着自己固有的职业、抱有某种商业目的而参与其中者。本人曾经考察调研过一些依托乡村旅游开发而脱贫致富的村镇，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个事实，一些乡村旅游整体规划的制订与统筹，包括民宿等具体项目的具体设计与落实等都是由一些专业设计公司或工作室在担纲，他们的成员大都是偏年轻的专业设计师，其中也不乏毕业于海外高等院校相关专业乃至在域外有过相关从业经验的“海归”们，他们的公司或工作室注册虽在城市，但主要业务或工作则安放在乡村。在浙江、安徽、河南我都见过这些年轻的身影，出自他们之手的“产品”的确因地制宜地展示了当地自然风光的独特与绮丽，又分成不同的档次实用而经济。在他们和乡村之间有的是直接联系，有的则还需通过相关专业中介机构进行沟通。他们完全不回避自己的经济目的，事实上，也正是这种经济利益的驱动使得他们工作的职业精神与专业能力得到极大的释放。这样的经济利益并不妨碍他们本身同样也是乡村经济振兴大潮中出现的“新人”。那些乡村第一书记、对口扶贫的挂职干部与他们之间形成了某种互补关系，前者是党和政府的行政资源，后者是市场的力量。正是这两种力量的汇聚再加上那些乡村的原住民，才在共和国大地上共同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脱贫攻坚的交响乐章。而这样的“新人”形象在目前相关文学作品中最多也只是配角的配角。这当然是一种重要的缺失，背后隐藏着的则是我们观察生活的粗糙以及对现实社会发展现状捕捉的欠敏感。而这样的“空白”同样也需要一种“攀登”。
其 他
结构固然是一种形式的体现，但无论是哪种结构，如何形成有意味的形式当是“攀登”途中有待提高的一个问题
但凡文学者都是语言的艺术，但不同的文体对语言又有自己特殊的个性要求，长篇小说也不例外
这个“其他”其实包括结构、语言、留白等在长篇小说创作中一些虽最为基本但却十分重要的元素，只是限于篇幅，就一勺烩于一锅吧。
先说结构。尽管结构之于几乎所有的文学创作而言都是一个重要的元素，但我却顽固地以为它对长篇小说而言似乎更为重要。毕竟那么大的一个体量放在那里，没有一个合适的结构，既影响叙事也影响阅读。尽管文无定法，长篇小说的结构可以是最质朴的线性叙事，也可以是复调式的双线，也有或板块式或更复杂的碎片式。而无论哪种，最终都是为了自己的内容如何表达得舒适与妥帖。从“攀登计划”中已面世的一些作品看，沿用双线结构者相比较而言似乎略多，这当然是由作品要表现的内容所决定。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所谓双线，固然可以是由两个既独立又相关的故事所构成的两条叙事线，但其实更有意味的则是同一故事从不同视角观察而形成的双线，如果掌握得体便产生出“复调”的效果。后者在我看来是一种“高级”的双线结构，遗憾的是，能掌握真谛者尚不足，这种“复调”式结构，外观看是双线，骨子里其实更是一种哲学的思维。说到底，结构固然是一种形式的体现，但无论是哪种结构，如何形成有意味的形式当是“攀登”途中有待提高的一个问题。除此之外，还有板块式结构，虽看似简单，但如果匠心所到同样能见出奇效。比如余华的小说《文城》，不足25万字的篇幅由“文城”和“文城·补”两大板块组成，前者长度几乎是后者的一倍。但千万不要小看这后一个小板块，如果结构上没有这样“补”一下，《文城》的魅力所缺失的恐就不是三分之一了。再比如徐坤的《神圣婚姻》，总体不足17万字，还要分成上下两部，如果从内容上看，则又可细分成三或四大板块。语言虽依旧时有俏皮之处，但就是不展开，乍一看像个梗概，细想起来，一个有着足够创作经验的成熟作家也不至于犯这种低级错误，显然是一种刻意为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用一种近乎“快闪”的形式尽可能地传递出更多的时代信息。
再说语言。但凡文学者都是语言的艺术，但不同的文体对语言又有自己特殊的个性要求，长篇小说也不例外。说实话，“攀登计划”中已面世的一些长篇小说中，的确出现了一些在语言上极为讲究、特色十分鲜明的作品：毕飞宇的《欢迎来到人间》，整体篇幅虽不足20万字，但细读起来，语言十分讲究，不仅是有关于精神病专业语言的准确性，更是在一种高度凝练中见出意味。但遗憾的是，这类在语言上下足工夫的作品则不能言之为多：有的篇幅不短但主要靠情节与故事的支撑；有的虽偶有“金句”但总体平平者过多；有的则着实有欠讲究，混杂进太多明显属于非虚构作品的那种“专用表述”……所幸的是，这些作品在其他某些方面的“过人”之处掩盖或冲淡了其语言的弱点，否则“攀登”所能达到的高度必然会大打折扣。
还有留白。这其实是长篇小说在叙述上得以展示才华的一个重要区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但当下的长篇小说，包括进入“攀登计划”的许多作品，确有“长风日盛”之势，动辄五六十万字乃至更长。当然，篇幅大小从来就不是一部长篇优劣的分水岭，现在需要直面的问题是长得是否必要？究竟是一一细细道来为好，还是适当“留白”效果更佳？这真是在“攀登”过程中作家们必须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说实话，在我读过的书稿中，手起刀落砍去几万字乃至十来万字都绝对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且效果只会更好。只不过作家是作品真正的主人，身为编辑或读者只能是建议而已。
今年以来，人们谈论的一个“热题”便是ChatGPT究竟是否会取代人的文学创作？姑且不去纠缠这个现在依然带有某种预测式、玄想式的话题，我想说的是，我们的长篇小说创作在结构、语言或留白等最基本元素上的个性化程度越高，那么“ChatGPT”所能释放的能量必然就越小。至少目前看来如此。
结 语
作为本文结束语，我想说的是，“攀登计划”作为中国作协推出的一项旨在帮助与推动我国长篇小说创作从高原向高峰攀登的工作计划十分必要，意义重大，也正在结出累累成果。本文所提出的问题或援用的样本也大都取自进入这个计划中的一些公开面世之作。我同时还想说的是，作为中国作协一项具体的工作计划，“攀登”终究只能是阶段性的，但对一位有志向有追求的作家而言，“攀登”则更当是他们毕生应该保有的姿态，这是一种常态、一种毕生追求的境界。本文所取之样本固然大都限于目前已公开面世的“攀登计划”中的一些篇什，但所提出的问题至少在我主观上则是面向长篇小说这个文体的特点及整体现状的。这无疑是一种动态性、不见尽头的状态，因此，挂一漏万、简陋粗疏之处在所难免，赶紧打住，以就教于方家。
（2023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