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艺，真正与人民这个历史创造者内在而紧密地联系起来，由此开启中国文艺发展历史的新纪元，是中国共产党人登上历史舞台创造的划时代的重要成果之一。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系统地阐述了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并对革命文艺的性质、作用与任务等进行了全新的论述。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这一重要论断阐明了新民主主义文艺的本质属性，也为此后的文学艺术的发展确定了行进的路向。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80多年。这么多年来，党领导文艺战线不断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
进入新时代以来，高度关怀文艺事业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文艺工作发表重要讲话。这些讲话结合当下中国的具体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党对于文艺事业、文艺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尤其是有关“以人民为中心”的论述不断丰富与深化，把对文艺与人民之关系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为了使“为人民”在各个环节都落到实处，真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他在《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满怀期望地论述道：“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在这次重要讲话中，他还提出“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等重要论断。这些重要论述，反映了党对新时代文艺工作的新要求与新希望，也凝结了文艺创作实践与文艺事业发展的重要经验，值得我们结合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和当下文学的实际，在深入领会其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去认真贯彻和切实践行。
人民立场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
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自然也是文艺表现的主体，是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认为，文艺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由社会存在而决定；而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自然也是文艺表现的主体，是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因此，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理应反映各个历史阶段尤其是社会主义时期人民群众的理想与实践。因此，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本质属性，人民立场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为此，围绕着“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两个重要问题，毛泽东由列宁的“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观点出发，提出要在这样的基点上明确我们的文艺方向与服务对象，即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大众”，“为着人民大众”。他对“人民大众”的概念作出了如下阐释：那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即“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向文艺工作者提出在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转移“立足点”的问题，并充分认识到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要求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同时，要正确把握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既要认识到“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又要更加重视目前条件下的“更为迫切”的“普及工作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期，由于我们党在对于国情的认识与判断上出现偏差，“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受此影响，文学的发展也呈现出时起时伏的状态。但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和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及在60年代初期，以周恩来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为代表的纠偏努力，使得文艺创作在面对社会现实和服务人民大众方面，都较前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文革”十年，万马齐喑，走出“浩劫”，百废待兴。在乍暖还寒之际，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9年在京举行，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大会致祝词。他在肯定文艺工作的显著成就、赞许文艺工作者的突出贡献的同时，着重就文艺的方向与路线、方针与政策进行了精要的论述。他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由于市场化、全球化的影响，文艺领域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在这期间，先后召开多次文代会、作代会，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的重要讲话，都以对人民性的文艺路线的高度强调和深刻论述来引领文艺发展。江泽民在讲话中指出：“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充分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意义，充分认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充分认识人民群众对文艺发展的基本要求。”胡锦涛在讲话中强调：“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存在于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之中。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是文艺创作的丰厚土壤和源头活水。”这样一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要论述，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不断新变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中坚定了方向，保持了清醒，增加了定力，也使得这一时期的文艺事业继续在“为人民”的大道上阔步前行。
从1942年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为人民大众”，到1980年《人民日报》社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再到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的“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在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进程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文艺的人民方向、人民属性的论述与论断，既有力地指引了不同时期文艺工作的发展与繁荣，又深刻地总结了不同阶段文艺工作的丰富实践与基本经验。它的适时调整与逐步演进本身，就是党对文艺工作的认识与把握、组织与领导不断切近规律、走向科学的过程。这也使得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多年里，虽然遭到许多干扰和面临各种挑战，“人民立场”始终是当代文学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有力地保证了文学创作的不断前行和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
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
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甚至不仅仅是有关作家创作的文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事关文学艺术的走势和方向的问题
在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充分的论述，提出了科学的论断。其中指出：“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许多文学大家都有类似的属于至理名言的精彩论断，要言不烦地阐明了文学与生活的内在关系。比如，鲁迅曾说过，“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我以为文艺大概由于现在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艺中去”（《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毛泽东是从文艺的起源的基点上来说，鲁迅是从创作的发生的视角上来看，角度不一，各有侧重，但都强调文艺出于生活的道理。这是规律之论、经验之谈，也是为丰富的文学实践所不断证明的根本原理。
在“十七年”间，文艺创作在政治化的社会背景和风风雨雨的历史进程中，总能有所进取、有所收获，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们，牢记生活是创作之根、人民是文学之本的基本原理，并把它融化于自己的创作实践之中。当时的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中，以“三红一创”（《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山保林”（《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为代表的经典性作品，主要集中于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现实题材两大领域，原因就在于当时正值年富力强的作家在“充分地占有生活”和“在创作中葆有人民性”两个方面，都有着独步一时的突出优势。吴强、梁斌、杜鹏程、周立波、曲波等作家，经过了战争的考验与战火的磨炼，对于革命战争的人民性、革命战士的英勇性，都有着身临其境的切身体验和深刻体会。他们立足于丰富的经验与深刻的感受，首先“写自己最熟悉”的，其次是在此基础上再作典型概括与艺术提炼。可以说，他们是从艰苦的战争与战斗生活中摸爬滚打出来的，而他们的作品是实实在在地从他们的血管里流淌出来的。另有一些作家，从根据地时期起，就以介入农村工作的方式深入农村生活，长期“泡”在火热的生活之中，尤其是变动的新生活之中，目睹了农村的新变，深刻了解农民的心理，如赵树理、马烽、柳青、西戎等。他们是有着农村背景的知识分子，写作农村题材，他们驾轻就熟，而且有话可说，并以文学的样式为新农村生活造影、为新农民形象代言。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新时期，文学领域在进行理论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同时，能在短时期内由“伤痕文学”开启创作上的复苏，也是因为作家艺术家直面新的生活现实，关注人民的精神状态，注重文学创作与时代情绪的联系与互动。当时，以《伤痕》《班主任》为代表的小说创作，以《于无声处》《丹心谱》为代表的话剧创作，在拉开“伤痕文学”序幕的同时，也让文学与艺术作品接触到地气、触及到人心。当时的文学批评在评说“伤痕文学”时，有两位重量级评论家所说的两句话就很能说明问题，这就是朱寨的“从生活出发”，陈荒煤的《伤痕》“揭示了人们心上留下的伤痕……也触动了文艺创作上的伤痕”。这样两句话的意思，其实也是当时文艺界人士共有的心声的表达。此后的文艺创作，就是凭借着“生活”和“人民”这样两个基本点，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开始了一个主潮接续一个主潮的波澜壮阔的持续演进，并以日益走向多样性和多元化的丰富发展，再造了当代文学的新辉煌。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甚至不仅仅是有关作家创作的文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事关文学艺术的走势和方向的问题。
丰富的生活经验是创作的首要条件
面对这样的沸腾现实、火热时代，作家艺术家只有真正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获得丰沛的生活体验，把握跳动的时代脉搏，才能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文艺创作需要多种条件，最为重要的，是扎实的生活积累和丰富的生活经验。
毛泽东在1938年4月的《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谈到“中国近年来没有产生伟大作品”的问题时，特别指出：“我们的许多作家有远大的理想，却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不少人还缺少良好的艺术技术。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在这里，他把“丰富的生活经验”放在首位，接着以《毁灭》和《红楼梦》的细节描写为例，进一步论述了生活对于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事非经过不知难，每每一件小事却有丰富的内容，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没有丰富的实际生活经验，无从产生内容充实的艺术作品。要创造伟大的作品，首先要从实际斗争中去丰富自己的经验。”他还指出：“到群众中去，不但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而且可以提高自己的艺术技巧。”基于这样的一个基本认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进而提出了“源泉”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由此，他号召一切革命的和有出息的文艺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在深入现实生活、植根人民生活方面，一些创作出经典作品的老一代作家，在这一方面以自己的卓有成效的实践和收获丰盈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了出色的示范和学习的样板。在当代文学的农村题材写作中，连续写出《三里湾》等重要作品的赵树理，在《也算经验》一文里告诉人们：“要说也算经验的话，只能说‘在群众中工作和在群众中生活，是两个取得材料的简易办法’。”他还由经常深入农村生活从中获得创作素材的实践，总结出“长期性”深入生活的“久则亲、久则全、久则通、久则约”的四大好处。周立波长期深入农村生活，写出了长篇小说代表作《山乡巨变》。在谈到这部作品的创作时，他告诉人们：“我的体会是作者必须在他所要描写的人物的同一环境中生活一个较长的时期，并且留心观察他们的言行、习惯和心理，以及其他的一切，摸着他们的生活规律，有了这种日积月累的包括生活细节和心理动态的素材，才能进入创造加工的过程，才能在现实的坚实的基础上驰骋自己的幻想，补充和发展没有看到，或是没有可能看到的部分。”柳青把“永远不脱离劳动人民，不脱离社会实践，写自己的感受，不向壁虚构”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为此长期安家落户于长安皇甫村，写出了长篇小说《创业史》，他的深刻体会是：“要想写作，就先生活。”“深入生活，改造思想，向社会学习，这是文学工作的基础。如果拿经济事业来和文学事业比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基本建设。”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谆谆告诫广大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在“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延安时期的文艺家们，积极响应号召，深入乡村，奔赴前线，做到了“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创作出了一批又一批气象一新的文艺作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人进城之后不甘于现状，用各种方式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认真践行“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丰富的生活养料与经验，创作出堪为时代经典的重要作品。
从新世纪到新时代，时代生活和文学写作发生了新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指出：“今天，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13亿多人民正上演着波澜壮阔的活剧，国家蓬勃发展，家庭酸甜苦辣，百姓欢乐忧伤，构成了气象万千的生活景象，充满着感人肺腑的故事，洋溢着激昂跳动的乐章，展现出色彩斑斓的画面。”他同时强调：“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只有永远同人民在一起，艺术之树才能常青。”这样的沸腾现实，这样的火热时代，给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提出了“扎根人民”的新目标与新任务。只有真正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获得丰沛的生活体验，把握跳动的时代脉搏，才能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而且要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为一体，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同人民一道感受时代的脉搏、生命的光彩，为时代和人民放歌”。这是创作必备的重要功课，也是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