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自己的代表性作家。王蒙在文坛辛勤耕耘70年，留下了两千余万字的著作，这位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作家如今已经成为共和国文学的一个标志。共和国的历史赋予王蒙写作的巨大动力和文学资源，而王蒙的写作为共和国贡献了独特的文学文本和精神库藏，成为共和国独一无二的见证。王蒙的文学创作对应了整个共和国的历史，他和共和国一起成长、一起进步，有足够的历史长度，形成了文学与历史的互文。他创作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亮点，都有璀璨耀眼的作品， 且覆盖面极其宽广。从时间上看，王蒙的作品涉及到共和国的各个历史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从新世纪一直到当下，地域涉及北京、河北、新疆和世界各地，人物更是古今中外，文体有小说、散文、诗歌、评论、报告文学等各类兼备。近年来，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阐释，从诸子百家到李商隐、红楼梦，视野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中国传统文明照亮了王蒙的创作和文化实践，而王蒙留下的两千多万文字也与共和国的文学地图根脉深连，路径相通。
共和国的一面镜子
固然可以用其他的文学话语来形容和概括王蒙的文学贡献，但作为大家容易理解的历史性评介语，“镜子”无疑是最普通的，也是最恰切的。说王蒙是新中国的一面镜子，是因为王蒙和新中国一起长大。1948年，他14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3年起开始文学创作，写作了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引起强烈反响，1958年因被错划为“右派”，之后便在北京郊区从事体力劳动，1962年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1963年举家迁驻新疆，曾在伊犁农村从事劳动6年，他的小说集《在伊犁》记录了这一段生活。1979年回到北京，继续从事文学创作，1983年至1986年任《人民文学》主编，1986年至1989年任文化部部长，之后又担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的主任，现已近鲐背之年，仍任中央文史研究馆的资深馆员。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前夕，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这其间，更获得茅盾文学奖等国内外大奖无数。
王蒙的文学生涯是与中国社会发展密切关联的，几乎在中国社会的每个重要时刻，王蒙的命运都会发生重大的转折。他的作品几乎完整地记录了他的命运沉浮和社会变迁，《青春万岁》的“少共”情结，《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直面生活，《蝴蝶》对历史和个人的双重反思，《名医梁有志传奇》的“部长心态”，《春堤六桥》对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咏叹与感慨，这些小说几乎囊括了他一生的经历，同时也是新中国几十年来风风雨雨多难历程的折射。如果说过去那些中短篇小说尚是阶段性、片段性的，那么90年代潜心写作的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以及《青狐》等则采用编年史的方式，纵向地展现了从1949年到1985年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风貌，折射着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新时期的王蒙依然充满创作活力，《尴尬风流》《这边风景》《闷与狂》《猴儿与少年》《霞满天》等或记录当下的生活情态和精神状态，或回顾历史、钩沉往事，都成为时代生活的真实反应。
王蒙每个时期的创作都能对应到共和国的物理时间。这些时间在王蒙的小说写作中留下明显的痕迹，如果把王蒙作品排列起来，会发现居然是一个编年史的结构，也就是说，王蒙不自觉地成为了共和国的“书记官”（巴尔扎克语）。
这种物理时间还表现在王蒙的写作时态上，他既是一个回忆性的作家，也是一个即时性写作的作家。这种即时性或许秉承了《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写作初心，也与热爱当下生活的精神气质相关。《春之声》《悠悠寸草心》《名医梁有志传奇》《尴尬风流》《仉仉》《霞满天》等一系列的小说可以说是当下生活的“现场直播”，他的写作时间和小说中的时间是同步的，他和小说拥有了共同的物理时间，小说和生活在时间上是重合的。
但王蒙如果仅停留在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作家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观察和反映上，他的文学价值还是有限的。王蒙更是新中国机体的一个分子，是新中国革命的参与者，正如评论家顾骧所言，王蒙的小说是“革命情结的升华”。早年“少共”的风雨，中年“中委”的政治色彩，晚年“人民艺术家”的桂冠，这种政治色彩不是作家为了表达某种政治意图添加上去的，而是一种与之俱来的宿命。王蒙已去世的夫人在《我与王蒙》一书中说，王蒙在日常生活中喜欢“分析”，“经常是值得不值得的一点儿小事，他总爱分析，总从自己的观察讲自己拥有的道理，他自认为那是千真万确的”。这种“革命情结”也正是当代中国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而王蒙能够置身其中又出乎其外，他是新中国参与者，又是旁观者，他的小说和他自己都是新中国的见证人——以至有评论家说他的小说时刻都在“布礼”，虽颇多疑惑，但更有解不开的忠诚。
见证，是镜子的属性之一。但王蒙这面镜子已非传统意义上的镜子，他是多功能的，有折射反映事物本来面貌的功能，还有放大显微的作用，有时候还是变形夸大的哈哈镜。不论怎么说，“镜子”的概念仍然源于现实主义美学，而王蒙并不满足于现实主义美学理想的实现，他在艺术上的创新精神有时候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更多的时候，他用心灵的镜子去折射生活、折射社会，他的小说又具备了很多现代主义的色彩。
与新中国的文学同步，与现实的亲密接触，是王蒙的人生态度，也是王蒙的文学触发点，他用最贴近的文学方式、最真诚的情感去表现共和国的变迁、社会的沧桑、人的成长和精神世界的变化，他的作品也成为共和国一份珍贵的心灵档案。
文学创新的旗帜
阅读王蒙要掌握一个关键词，这就是“青春”。青春的心态，让王蒙永葆文学的青春。很多作家在青春或后青春时期都写出过文华灿烂的篇章，但往往随着年龄的增加变得沉默而失去了活力。王蒙似乎永远不老，保持着青春态，他的近作《霞满天》犹然可见灵动和“生猛”，而他“王蒙老矣”的宣言，实是他内心不服老的表示。正是这种沧桑、鲁莽和天真铸造了一个文学的王蒙。
青春的心态、不老的神态，让王蒙的创作保持着极高的产能，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典范。王蒙的创作青春来自他不断创新的精神，他70年的文学创作始终处于革故创新的状态，因为他知道文学的生命力在于创新。
上世纪80年代的文坛对文学创新曾经有过多种称呼，最初称为现代派，后来称为实验文学，也有叫新潮文学，之后又有先锋文学的冠名。作家的淘汰和思潮的更新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进行，能在这潮汐涌动的大浪淘沙的文学漩流中屹立不倒、始终处于风口浪尖上弄潮的，王蒙是其中之一。新时期文学创新的第一股大潮是与《夜的眼》《青之声》《蝴蝶》分不开的，王蒙的艺术触角率先触及西方现代文学，他的小说能看到“意识流”“象征主义”“黑色幽默”“超现实主义”“荒诞派戏剧”的影响， 80年代中期，《活动变人形》为后来的“新写实”奠定了坚实的范例，把当时文学的社会批判转向文化的反思、人性的批判，那种宽容、悲悯的人文情怀和客观冷静的零度叙述成为“新写实”的主要美学精神。他那些夸张变形、荒诞不经的酷似漫画的寓言小说，《球星奇遇记》《一嚏千娇》对主题、人物、结构及至对现代小说本身的消解，该是“后现代”文化在中国最早的登陆。90年代之后，与王蒙同时代的作家大多淡出文坛，而王蒙却进入了他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时期，十年间，他评红楼、论李商隐、谈大众文化、议人文精神，敏捷不逊当年，深刻渐越昔日。150万字的“季节”系列，更是了却了他一个伟大的心愿，在倾注了十年心血的跨世纪工程中，写下了一部更有多重价值的史诗巨著。
进入新世纪之后，王蒙并没有因年龄的增加而减退文学实验和创新的激情，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好奇的先锋心态。在写作了“季节”系列长篇和《青狐》之后，他的笔端转向了《尴尬风流》这种“无技巧”的写作。所谓的“无技巧”不是真的零技巧或者缺技巧，而是“绚烂至极归于平淡”，是将技巧藏起来，在不显山不露水的状态下，完成小说的意蕴。《尴尬风流》中，王蒙有意识向中国传统笔记小说“看齐”，他从“老王”的日常生活状态中发现“尴尬”和“风流”的悖反，小说有极强的纪实和即时写作的性质，但作品使用了言简意赅的笔记和简约派的手法，又显得与人物和生活拉开了距离。这一尝试和实验在当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等我们后来读到《女神》《闷与狂》的时候，才发现王蒙在积攒力量、调整文气、修身养性，往回走一步，其实是为了更大地跃进一步。
2014年以后，王蒙的第二个“春之声”时代再度降临。《女神》《闷与狂》《笑的风》《猴儿与少年》等当年被称为“集束手榴弹”的意识流作品化身为多弹头导弹，让略显沉闷的小说界为之一震。进入新世纪之后，尤其近十年来，曾经的先锋精神逐渐消退，曾经的先锋派也慢慢转向写实、转向常规化写作，而王蒙反其道而行之，他继续高举先锋的旗帜，继续进行着探索和实验。《闷与狂》是这一时期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目前王蒙最完整的意识流或者意象流作品。他在作品中将曾经非常浓郁的老干部色彩和意识转化为一个老诗人、老文人的情怀，这也是先锋派为意识形态祛魅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而王蒙的自然呈现，显得尤为可贵。
王蒙还尝试过类型小说的创作，《暗杀——3322》就是对推理小说的戏仿和解构，《生死恋》则是对言情小说的借用，《尴尬风流》是对笔记小说外壳的转化性运用，都说明他在不断进行文体实验、艺术创新。80岁之后，王蒙“老夫聊发少年狂”，写出了《闷与狂》《猴儿与少年》等一系列“超文本”，成为先锋文学一面不倒的旗帜。对于文学评论，王蒙也希望能够不拘一格、大胆创新，他在《把文学评论的文体解放一下》中提出，“不要一写评论就摆出那么一副规范化的架式。评而论之，大而化之，褒之贬之，真实之倾向之固然可以是评论，思而念之，悲而叹之，联而想之，或借题发挥，小题大做，或独出心裁，别有高见，又何尝不是评论？”王蒙自己的评论文体就十分自由奔放，成为文学界的一道风景线。
追思现代性的智者
70年来，王蒙一直都在与现代性纠缠、博弈、对话。年轻时他把革命等同于现代性，在他眼里，革命就是启蒙，革命就是现代性。在经历了几十年人生的风风雨雨之后，他对年轻时的理想主义有所保留，对极端真理、极端现代性有所怀疑，这些在他的作品里委婉而细腻地表达出来。
王蒙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是一个实践家、践行者。历时70年之久，王蒙对现代性的追寻与反刍从未停止过，这也与现代性本身的特点有关，现代性的每一个层面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都遭到了反诘和批判。它既受到保守主义的攻击，也受到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可以说处于前后夹击的困境，但现代性并不因此停止前行，现代性的意义就是向前，像《活动变人形》里的倪藻游泳那样，不断地游向前去，才有希望。
新时期文学被人们称为五四以后的又一轮现代性思潮，王蒙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并没有和主流的“伤痕”思潮完全同步，而是努力弥合伤口，修复身体和心理上的疼痛。他的《最宝贵的》《悠悠寸草心》等描写党群关系上的疏远，这些作品中，修复疏远已久的党群关系，修复个人与周围的关系，修复心灵与肉身的断裂，成为王蒙面对历史的选择。在《布礼》中，钟亦成受尽磨难，还是忘不了“布尔什维克”的敬礼，而《蝴蝶》里的张思远则物我相忘，幻觉化蝶，完全没有外在的创伤，连心灵也转化为超越时空的状态。
底层的磨难经验让王蒙重新思考个人的定位与历史和生活的关联，他不想以怨恨的方式来呈现往昔的记忆。王蒙对人性和生活的洞察的尖锐、冷静，在其后创作的《活动变人形》中有充分的表现，但是在这样一部具有某种“吐槽”意味的小说中，王蒙依然充满了费厄泼赖的精神，他写得很痛苦，写得很不粉饰，但在内心还是充满了悲悯。而《活动变人形》中静宜、静珍带着农耕文明气息的“前现代”，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倪吾诚高调出击的“现代性”和启蒙腔，王蒙沉痛地发现了现代性的脆弱和空洞。
《杂色》这篇兼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色彩的中篇小说可以说是王蒙对现代性的反思录。王蒙将自己的迷茫通过曹千里这样一个化身表达出来，曹千里的迷茫其实是王蒙对现代性的迷茫，在小说里就是那匹毫无生气、毫无现代性的杂色老马。和枣红马相比，杂色老马就是一个无用和无能的象征。这是一匹被时间遗弃了的老马，当初王蒙呼唤“所有的日子都来吧”时，绝对没有想到“所有的日子”来了之后，曾经年轻的骏马会成为现在的模样，这是对现代性的一种解构。在《杂色》里，王蒙已经预感到现代性也会衰老，也会变得脆弱，也会变成时间的“过去时”。到了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王蒙在《杂色》里的困惑，由情绪的意识流和语言的延展再生慢慢转化为一种写实性的理性呈现。
多年之后，王蒙写作了小说《笑的风》，这是一部反伤痕写作的后爱情小说。《笑的风》里的傅大成对“现代性”的向往、追求，是通过对爱情的追求来表达的。傅大成感受过现代性的快乐和喜悦，但现代性追求带来的困惑和苦痛也同样煎熬着他。傅大成和杜小鹃或许代表着某种现代性，而白甜美代表的则是前现代的某种乡土文明，穿行在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之间的傅大成在饱尝爱情的悲欢离合之后，选择和判断愈发彷徨。人生如此吊诡，爱是自由的还是孤独的？王蒙的发问是哲学层面上的，王蒙的写作很多时候也被人称赞为“智慧”，王蒙的“不怨恨”其实在于对生活的深刻认识，不是以简单的现代性观照来判断，不是用一种绝对的理想主义和绝对的真理去剖析生活的是非、黑白，将人简单地分为善恶、美丑，而是遵循生活的本真，在“去真理”化之后，还原生活现象本身，因为小说不是观念的传声筒，现代性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王蒙不仅通过小说来反刍现代性，还通过一些言论的写作来表达自己的思考与省悟，《“费厄泼赖”应该实行》是他对现代性的追问，上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王蒙也在一片“拯救”和“颓废”的声浪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几十年之后依然熠熠有光。王蒙的冷静和清醒再次证明他对现代性的反刍不是从教条出发，而是对生活的热爱，对任何“向前一步”真理的警惕。
中国意象流小说的大家
新时期以来，王蒙被称为意识流写作第一人，他的《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风筝飘带》等小说，打破了之前故事情节结构小说的创作模式，以人物的感受来结构小说，在当时的文坛上引起了巨大的波动，引发了中国文学“现代派”的大讨论。而王蒙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写作这些小说将会引起整个文坛的革命，他当时觉得“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的时空交集和复杂情感的层积堆叠，用传统的小说方式难以表达，于是索性采用一种更加自由的方式，因而被称为意识流小说。而王蒙当时并没有接触过伍尔夫、普鲁斯特这一些意识流大师的作品，那么他的意识流来自何处？这些作品能算真正的意识流吗？
王蒙虽然没有直接接触到意识流的作品，但王蒙酷爱李商隐的诗歌，他写过好几篇关于李商隐的评论，对李商隐的《无题·锦瑟》推崇至极。王蒙对李商隐的欣赏和崇拜实际上是对其意象美学精神的赞叹，在他的小说中能够感受到“李商隐”化身为他笔下五彩缤纷的意象激流，冲破传统小说的藩篱，自由地驰骋。
其实，意象化写作在当代小说创作中是一股涌动的暗流，孙犁、汪曾祺、茹志鹃等人的中短篇小说在当时非诗化的文学环境里顽强体现着中国小说的诗学传统，就是对意象写作的痴迷和执着。孙犁的《风云初记》、汪曾祺的《羊舍一夕》、茹志鹃的《百合花》等都有意象化写作的流韵，他们或以女性或以童年为视角，和当时的大多数小说拉开了距离。到了1978年以后，意象大面积地运用，最初是一些先锋作家的特殊手段，很快被更多的作家接纳，他们同时借鉴西方的象征主义，形成了具有中国诗学特色的意象写作。结合起来看，我们发现王蒙其实是用意象的蒙太奇方式来结构小说、组织语言，与意识流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样看来，王蒙的意象流被误读为意识流也就很正常了。发端于《夜的眼》《春之声》《风筝飘带》等的“东方意识流”，其实源于王蒙对意象美学的钟情与爱戴，王蒙这些小说实际不是以情节或人物的命运来结构小说，而是通过一个意象作为触发点来结构小说。《夜的眼》是陈杲对城市夜的眼的奇妙联想，继而扩展为情绪的流动，人物的思绪和潜意识也浮出水面。而《春之声》则以施特劳斯的名曲来贯穿小说，通过声音的聆听和联想，发现了生活的转机。《风筝飘带》被人看作是象征小说，但对象征物又众说纷纭，就像唐湜说汪曾祺的早期小说“随处是象征而没有一点象征‘意味’”。《海的梦》也是如此，“海”象征什么？也是很难具体落实的，却构成了小说的整体结构。《蝴蝶》当时被称为“反思小说”，王蒙确实在回叙历史、反刍人生，但张思远最后的蝴蝶之幻，又让小说超越了当时的流行套路，不仅是历史的审思，而且是对自我的怀疑。《杂色》可以说是王蒙意象流美学的完美呈现。小说虽然有意识流的形态，写曹千里和杂色马在草原上行走的思绪，但其意象的流动和意象的自由组合，更具备李商隐式的美学。《闷与狂》的结构又超越了《杂色》的思维形态，《杂色》还属于定点叙述的产物，曹千里和杂色马在草原上的时空是固定的，而《闷与狂》则完全以一种中国画散点透视的方式来组合意象，又以意象来贯穿小说，穿越时空，链接未来，时空消失了，只是意象的汪洋。
除了小说结构意象化之外，王蒙笔下的人物也是意象化的，有很强的精神性。王蒙深得《红楼梦》写人的三味，他的小说既有非常写实的人物，也写了大量意象化的人物，《布礼》《杂色》等小说就尤其明显。另外还有一些形象模糊的人物，比如《春之声》里的岳之峰，《夜的眼》里的陈杲，他们不像传统小说人物那样棱角分明，他们更接近印象派画家笔下的人物，情绪化、变形化。意象化的人物不注重人物的全貌，而是将人物的命运和性格通过特定的意象来展示，形象的意象化在王蒙的小说写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们不一定是小说中的主要形象，但是在主人公的心理发生巨大变化时伴随在主人公身边，这些角色大多是主人公内心的外化，这种外化的意象让小说离开了实指而进入虚境，使小说极具审美想象的空间。
王蒙小说的意识流其实是从中国诗歌意象美学转化出来的意象流。这种意象流被误读为意识流，无意中让他开创了中国新时期意识流小说创作的先河。王蒙小说的意识流其实是从中国诗歌意象美学转化出来的意象流。《铃的闪》《来劲》确实是一股奇妙的语言流或意识流，而《杂色》不仅有意识流的表现方法，还有其他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段；《闷与狂》中，王蒙将意识流叙述的多视点无视点无限发挥，将意识流的潜意识、无意识自由书写，将意识流语言的“自动书写”、无标点叙述等反语言的功能巧妙整合，和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美学的跨时空、无时空、零时空成功嫁接，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中国意象流的巨著。
激励青年作家的良师
作家张炜曾不无激动地说：“（王蒙）是中国作家的榜样。他长期以来提携了那么多中青年作家，不光是个人的创作成果丰硕，对中国整个作家队伍的培养也做出很大贡献。”张炜的话道出了很多年轻作家的心声。
王蒙喜欢春天，热爱春天，他知道文学的未来在于青年，文学的春天也在青年作家身上。只有春天，才富有活力和生机，才能创造一个蓬勃朝气的中国文学之春。2000年1月，王蒙把自己获得的《当代》拉力赛十万元奖金捐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倡议设立一项奖励30岁以下的文学新人奖，支持年轻人的创作，以促进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当时有人建议用王蒙的名字来命名，但他却坚持用“春天文学奖”命名，寓意着文学的希望和未来在春天。
此外，王蒙在文坛的身份主要是一个作家，但也有高光的编辑生涯。1983年担任《人民文学》主编之后，《人民文学》成为文学新人、文学新潮的高地。为了更多地了解年轻作家的创作计划和创作现状，1985年，《人民文学》发起并组织了全国青年作家创作座谈会，莫言、马原、扎西达娃、何立伟、刘索拉、徐星等先锋作家都到会，并作了具有个性的发言。多年后，马原在一篇文章中说：“在1985年的《人民文学》的这次研讨会上露面的这些新的作家，带动了我国文坛上一轮新的小说美学、小说方法论。”王蒙对先锋文学的提携不仅是在《人民文学》上发表青年作家的作品，还在于他们的小说引起文坛争论后，王蒙还亲自撰写文章进行评介，体现了敢为人先、甘为青年作家奉献的精神。
2022年9月22日，首届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名单在北京揭晓，青年作家孙频、郑在欢、渡澜入选，这是继春天文学奖之后王蒙又一次的“特别行动”。70年前，王蒙欢呼“青春万岁”，70年后已经耄耋之年的他，将青春的火炬用特殊的方式传递到更年轻的作家手中。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桥梁
近十余年来，王蒙在创作之余，悉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先后出版了《庄子的奔腾》《庄子的快活》《与庄共舞》《庄子的享受》《老子的帮助》《老子的智慧》《天地仁心》《天下归仁》《中华玄机》《御风而行》《得民心 得天下》《治国平天下》等著作，对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列子等古代思想家、哲学家的著作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王蒙在《天地人生》中写道：“我们讨论文化与传统，目的不是为了查核与校正古史古事古物古书，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怀古之高雅，更不是要返回古代与先辈的生活方式，而是为了更深刻全面地认识当下，认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的来历与精微内涵，认识传统文化的坚韧与新变。”王蒙的这些著作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创造性的解读，以文化与生活之关系作为解读的出发点，阐发中华传统文化与新时代国人心理链接的可能，强调传统文化对当下生活的共情性和精神支撑。
在这些著作中，王蒙的文字链接着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承先启后，贯通古今，连接中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这些著述和他的文学作品交相辉映，在共和国的星空中，将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作者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