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讨论的深入，经过诸多学者、作家的阐释和补充，“新南方写作”在内涵和外延上均获得了更详尽的阐述，在版图上获得了更进一步的扩展，在文学图景上增加了更多的边界、尺度和想象。新南方的版图从粤港澳拓展到广西、海南、福建、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等地，还有学者意图将西南核心地带成渝纳入新南方版图。新南方应该不仅因为它们是华南、岭南、西南、海南、南海、南洋等“南”方，这种地域性的、与江河山海相关的“南”方一直都在，那么缘何至“新南方写作”被提出以后，这些地方才被纳入“南”方的版图，猛然间“新”了起来？或许应该追问，新南方的“传统”人文地理指向哪里？又“新”在何处？

自秦征南越后，设置南海、桂林和象郡（包括广东、广西、贵州的一部分和今越南的一部分），岭南这片广袤大地便纳入了中原王朝的版图。从南岭到南海的岭南是新南方的传统人文地理。费孝通的民族走廊理论（岭南走廊）、施坚雅的“宏观区域理论”（岭南大区）和华南学派对岭南经济与文化的互动研究，都证明了自秦征南越以来，历经多次人群、商品、语言、文化等的迁移和交流，在南岭和南海之间的广袤大地，形成了一个民族的走廊、一个经济的区域、一个人文地理的区域。也就是说，岭南作为新南方的传统人文地理空间有着民族、经济、文化等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认同基础。

一个民族的走廊（岭南走廊）、一个经济的区域（岭南大区）、一个人文地理的区域（岭南文化）形成了岭南这个地方的基本特征。同时，岭南又是流动的，并不是版图的变动，而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变革和发展，岭南在中国的位置、在世界的位置发生了位移。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形成的新的文化、新的学术和新的文学。

在古代中国，由于岭南在山海之间，水陆相间，陆地较少；而珠江流域植被丰茂，含沙量少，珠江三角洲发育迟缓，农业经济基础薄弱。宋代以后，珠三角才开始淤积形成大块的陆地。明初在该地区屯田，开始了珠三角新沙田区的大规模开垦。历经明清数百年的发展，才形成了珠江三角洲的基本格局。再加上南岭群山的阻隔，相较于中原地区、江南地区，岭南的经济发展较晚。尤其在明清之际，江南经济已经成为全国经济的重要支柱，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才开始形成。

冀朝鼎提出的“基本经济区”概念是一个有效观察中国经济史的途径。冀朝鼎认为，从秦汉至晚清，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了四个基本经济区：分别是秦汉时期的泾水、渭水、汾水和黄河下游基本经济区，三国、晋和南北朝时期的四川和长江下游基本经济区，隋唐时期的长江流域基本经济区（该基本经济区在五代、宋、辽、金时期得到了显著增强，在元明清时期达到顶峰），因邻近帝都而发展起来的海河流域基本经济区。可以看出来，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逐渐向南转移和发展，长江流域的经济地位越来越显著。但是岭南地区的地理最适宜发展商业，不宜于发展农业，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开发最晚的地区之一。因此黄尊生指出，无论如何，在古代中国，岭南在学术、文化上相对落后、贫乏。这自然是经济首先落后的原因。在鸦片战争之前，虽然广州曾经“一口通商”，一直是内地通过南海连接世界的起点，但是岭南一直处于帝国的边缘，这种基本格局，一直未得到根本改善。谈到新南方，总不免谈到南方的偏居一隅，心远地偏。“地偏”是由于古代中国的中原-四夷的疆域设置，而“心远”则是由于岭南远离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产生的边缘感。杨庆祥强调的“异质感”，张燕玲所说的“野气横生”，朱山坡所说的“北望中原”，陈再见在家乡潮汕切身体会到的“省尾国角”，均是这种南岭以南政治、文化边缘位置的体现。

恰如黄尊生断定的，岭南在中国舞台，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这完全是近百年来的事（《岭南民性与岭南文化》）。百年来（1840年至1948年），从金田起义，到康梁维新，到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在岭南发生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起义和革命，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革命的激荡下，岭南形成了革命的文化与革命的文学。这种革命文化的潮流，是与广东处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成为对外交通和接受外来思潮、文化、观念的前哨，处处得风气之先分不开的。因此，近代在岭南尤其在广东，形成了开放性和革命性的文化和文学传统。黄遵宪的古典诗歌写出了现代世界的新景象、新事物、新意境和新思想，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曲改良”，探索新文体、新文化和新路径，丘东平、欧阳山、杜国庠、洪灵菲、冯铿、冯乃超、戴平万、杨邨人、草明、蒲风等广东左联作家的革命文学和红色精神，这些都成为奔涌在岭南大地并滋养岭南大地的文化和文学大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这两个区域经济的发展举世瞩目。长江流域在隋唐时期已经是古代中国的基本经济区，是经济发展的熟地，而珠江流域自晚清才跃然而起，是经济发展的生地。但是广东处于南海之滨，从古至今一直是环南海区域的重要节点，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起着沟通和连接外部世界的重要作用，在航海技术、对外贸易、人群交往、文化交流等方面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和经验，又是开放的一块熟地。直到此时，岭南尤其是广东对外沟通和交流的海洋性优势才最大程度地彰显出来。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引进西方经济、文化和科技的重要窗口。岭南在中国的位置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有了新变，从近代的崛起，一跃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沿地和引领地。岭南文艺也随之耳目一新，“春天的故事”开始唱响，珠江新故事层出不穷。除了探索革命和建设的文艺经典之作（如《三家巷》《虾球传》《香飘四季》《红色娘子军》《金沙洲》等），还涌现出反映珠三角工业社会的“打工文学”，反映岭南都市现代生活的南方新都市写作，反映改革开放和生活新貌的报告文学，反映岭南网络社会的网络文学，反映岭南市民新风貌的新市民叙事（如《雅马哈鱼档》《大风起兮》等），凸显岭南文化特色的岭南画派、粤派批评，风行亚洲的粤语流行歌曲，吸引全国观众目光的南方影视（如《外来妹》《情满珠江》《英雄无悔》《和平年代》等）。这些都是文艺对岭南经济的新发展、岭南社会的新变化、岭南生活的新表征、岭南人群的新变动的回响和反映。

从秦征南越至当代，随着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岭南在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发生了重大位移。尽管岭南的地理版图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岭南在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越来越凸显、越来越重要。因应岭南经济社会位置的流动，岭南文艺也生新变。在历史的流动中，不仅岭南在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发生了变动，岭南城市之间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香港、澳门和珠三角之间的关系变动。“改革开放初始，珠江三角洲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三来一补’式的小型加工厂与香港的公司密切相连构成的‘前店后厂’。”（费孝通：《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思考——三访珠江三角洲（上）》）香港、澳门作为“前店”，成为珠三角和世界发生贸易的前台和中介。在港澳资金、技术和现代经营方式的辐射下，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然而，这种方式很快不能适应珠三角的发展速度，从“借船出海”（即“三来一补”）到“造船出海”，再到广州、深圳的经济总量超越港澳，成为国际都市。在这个进程中，以广州、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城市从“后厂”变成“前店”，而粤港澳城市群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令世界瞩目。在当今世界进入国际秩序变革、大国科技竞争、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关键时期，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发生了重大战略位移：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位移到了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即跻身世界湾区的行列，将成为世界的中心。

经济湾区、科技湾区的蓬勃必将呼唤文化湾区、文学湾区的新变。新南方之新，在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强劲发展和远景规划对于岭南产生的新一轮的位移和流动。大湾区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心，文学何为？敏锐的批评家已经感受到了岭南在当下快速流动的风声，同时对文艺有了新的期待。

“新南方写作”所指向的文学，将是一种处在历史流动性中的，对湾区经济的新跨越、岭南的新位移、现代经济社会生活的新变化作出回应和反响的新写作，正在呼唤一种具有地域性、生产性、未来性和超越性的新文学。岭南的历史、城市、文化、文学传统和经验将重新被挖掘重塑。《奋斗与辉煌》为广东建设小康社会与脱贫攻坚立传，《广东文学通史》总结广东从先唐至新时代的文学源流、精神、风尚和经验，《广州传》《深圳传》《中山传》等以平民视角为大湾区城市立传，全景式反映社会、家庭和人的变迁的宏大叙事引领潮流（如《烟霞里》），越来越多的岭南文化、岭南历史成为叙事主角（如《金墟》《拖神》《平安批》《燕食记》《赵佗归汉》《粤菜记》等）。以粤港澳大湾区快速推进的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纪实作品佳作频出（《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逐梦世界：广交会传奇》《为什么是深圳》《岭南万户皆春色》等），一批引人注目的科幻小说显示了文学对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建设的回应和对科技湾区的未来与前景的想象（如《如果末日无期》《你的目光》《悬浮术》《美人城手记》等）。

新南方写作理论的先行，是对生产性湾区文学的热切召唤。新南方既是一种关切岭南当下生活、未来前景的方法论，也是即将置身世界中心的经济湾区对人文湾区的呼唤，更是文学对湾区经济建设、岭南社会新变的能动作为。新南方之所以新，是因为岭南一直在流动中，以及大湾区在新时代的建设与发展，因为庞大的地域、人群需要人文的荣光。

（作者系广东作协青年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