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要做人民的学生”，我体会，对剧作家而言就是要向人民学习，到生活中去“打捞”剧本。走入民间、走向生活深处、走向人性深处，体验百味人生，才有可能写出好剧本。

我从事剧本创作已经40年，排演了60多部戏，写过东北国有企业下岗工人、资源枯竭矿山的拣煤女工，写过中原贫困乡村冒死分土地单干的农民，也写过怀揣梦想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写过地震灾区舍生忘死的士兵，还写过出租车司机、长途货车司机、卖花送花的北漂小伙儿、住在城中地下室打拼的外省青年、当家教的贫困大学生，等等。这些人物都来自生活，都是普通寻常的“小人物”。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没有豪言壮语，如草如木如石如溪，但他们是中国社会最基础广大的人群，是支撑社会发展、时代运行最基本的力量，也是最能打动我的人。

在我看来，人类有两部历史，一部是写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名人名士的，他们的功绩见诸史册，家喻户晓；另一部是由寻常百姓书写的，他们的故事多不见经传、不为人所知，但同样重要、同样精彩，艺术更应该关注和书写他们。小人物身上蕴藏着人性的复杂性、丰富性，蕴藏着真善美，蕴藏着异常顽强的生命伟力，当社会动荡纷杂，价值观念混乱，很多人陷入大迷惘大困惑时，普通百姓却以最朴素坚强的生命态度和生活信念互相支撑着，在各样的生存困境中释放着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光芒，他们的痛苦欢乐和他们的梦想渴望、拼争苦斗……这些更耐回味，更值得作家、剧作家去发现、去开掘，我愿意用一生去书写他们。

这些年，我最快乐的事便是到生活中行走，到厂区矿区棚户区去，到一座座乡村去，到一座座军营去，和各行各业的人喝酒聊天交朋友。他们教会了我很多，也给予了我很多。下岗工人家庭的艰难让我流泪，地表600米下的矿工让我动容；山石飞落，背着救灾物资奔行的士兵令我血热心热，城中村、城边村农民工的日子又让我沉默沉思……每个普通的人都是一本厚厚的书，每片平凡的土地都埋藏着诗、埋藏着戏剧，让我内心被激荡、灵魂被洗涤，让我不能不写。一个个人物、一个个场面、一个个细节、一句句台词，如河水般从我心中流涌而出。话剧《父亲》《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黑石岭的日子》《万世根本》以及《士兵们》（合作）、《兵者，国之大事》（合作）、《长夜》，还有小剧场话剧《花心小丑》《两个底层人三部曲》和独角戏《乡村往事》等，都是这样写出来的。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我将沿着心中认定的这条路继续走下去。

从生活中“打捞”剧本大抵有几种情况：一是写熟悉的生活，写积累多年深藏于心、被重新激活重新点燃的生活。但写作时仍要到生活中去，到生活现场去再补充，进一步强化你的生命体验、你的思考，展开你独特的想象。如我的话剧《父亲》，就是写20世纪90年代末东北下岗工人生活的。我从小生长在工人堆里，十分熟悉工人，也了解下岗工人的生存处境和精神困境，写作时调动了大量生活积累，但我仍不时到工厂厂区，到下岗工人中去再感受、再体验，不断燃烧自己。

二是写不熟悉的生活。写作前更要下功夫到那片土地上去深入体验、充分占有生活，寻找真实的人物，寻找最好的切入点，寻找不“一般化”的语言和细节。这个过程不能省略，不能走马观花、浅尝辄止，更不能想当然，你需要深入到生活的最深层去，发现金子、发现宝藏。话剧《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黑石岭的日子》就是写我不熟悉的矿工生活，为此我用了长达两年的时间去矿山和矿工们交朋友，掌握了大量生活素材，结识了各种各样的男女矿工，感受到了他们十分丰富的内心世界。

三是写历史年代戏。历史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写作者需要大量阅读研究历史文献资料，走到历史生活中去，同时也需要到历史人物生活过的地方去，到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去，进一步唤起你的体验，燃烧你的激情与想象。写话剧《从湘江到遵义》（合作），我们重走长征路，从红军湘江血战的战场一路走到遵义，沿途搜集了很多鲜活的素材。岩石上，红军标语仍在，一座座无名红军烈士的墓仍在，红军领袖们开会的会址仍在，那些山、那些水，那飘动着的云雾、那崎岖的山路，那里的风、那里的云都在向我们讲述，随处都有故事，都有红军的气息。我们一点点被感动被燃烧……

走向生活、深入生活的过程是写作者“看见”和“听见”的过程，也是写作者体验和想象的过程。你会被生活激活、照亮，你会看见“光”，看见未来想要书写的那个世界在向你走来。

40年间，我一直坚信，只有剧作家真诚向人民学习，被生活感动、被生活燃烧，剧本才有可能感动和燃烧导演与演员，只有他们都燃烧起来，才有可能燃烧观众，受到观众的喜爱与追捧。

生活是无边无际的汪洋之海，是矿藏丰富的辽阔山野，是一本无字奇书，而人民则是这壮阔生活的主角。作家、剧作家要走入其中深入其中，要做人民的学生，用全部身心去发现、去开采生活的给予，这是艺术创作的“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