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陈河，如果没有地图，你会迷路，这地图远至北美、南美、非洲、东南亚。陈河的新作《误入孤城》（载《十月·长篇小说》2023年第4期）看似地图比例放得足够大，仍然足以让读者如入迷城。《误入孤城》迷人的地方在于陈河对中国地理空间的熟稔与自由调度。空间距离拉近，叙事视角拉远。W城就是温州，如何处理故乡与中国近现代大历史的关系，讲述者的设定很重要，因为《误入孤城》尽管是小说，但由作者的写作初衷来看，它毕竟承担了部分讲史的功能，不能因为与写作对象过于贴近，而导致立场的偏颇，情感的失衡。于是，陈河选择一个意外闯入的陌生人——西北“番邦”（甘肃祁连山下）人士马本德作为故乡工业化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
误入与风俗画
误入，就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小说的戏剧性所在。W城早已有了海上航道，这是英国城下之盟的结果。1876年，英国与清帝国签订《烟台条约》，特地将温州添加为通商口岸。英国获得了在温州开设海关和通商权，从而将温州城与世界与上海连通。《误入孤城》没有循旧例，从东南沿海的开港谈起，而是从陆路——公路的修建，将W城与闽浙赣的区域关联，以及经由马本德的从军经历，将东南沿海与中国的西北、西南做了生动的互动。马本德走了三千多公里，两个多月，从云南迪庆到达东海边的小城。受已故原籍W城的潘纲宗师长之托，将一辆1911年出产德制的梅赛德斯越野车开到W城，交给女儿潘青禾。车开到金华，无路可走，马本德就把汽车拆了，让独轮车车夫把汽车组件运到了缙云江边，从水路将车组件搬运到了W城组装，马本德修路的最初动机由此萌发。他首先与江西人合作，修通西向——从W城到金华，通往江西的公路，此后由于结识矾晶山客家女子迟玉莲，身陷海路的险境，而思考南向——经金乡卫、矾晶山、宁德，通往福建的公路。往西、往南公路的修建不久之后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抗日时期的国民政府提供了有一定纵深的后方与物质保障。
“误入孤城”以陌生人的误入过程，借由两个多月的“路见”，对20世纪初中国的地理山川以及公路交通状况做了简要的描述，“他的车开过了几百座桥，有上千年的唐宋时代石拱桥，也有木船连接起来的浮桥，还有美丽如画的廊桥，过湖南时还开过了一座洋人建的大铁桥。他所经道路大部分是秦始皇年代开出路基的官道”。这沿途的“调研”为马本德后来毕十年之功修建梅岙大桥埋下了伏笔，也为他从暂居到长居，继而与他乡建立了在地性的情感做了很好的铺叙，直把他乡做故乡，W城从“空间”变成了“地方”。而马本德到W城的初衷原本打算为潘师长，继而为其女儿效忠的，可供参照的精神偶像无非是传统戏文中“千里走单骑”的关公，“身骑白马走三关”的薛仁贵，重返中原探母的四郎。然而，马本德在日寇入侵、军情所迫之下，与设计师尚赖堂亲手引爆梅岙大桥，于小说的结尾处升华出了悲壮的民族情感：抗战必胜，此桥必复。这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一个W城的英雄——现代人的精神成长过程，小说中的人物各有各的成长之道。迟玉莲从浙南深山的秀女，转身为受英国王室邀请走向伦敦的民族传统工艺的传承者。其刺绣工艺被英国汉学家称为：“这是千年的殷文化气息在作用，这种美是无法语言表达，是文化的符号密码。”抗战期间，迟玉莲在日本人的挟持压迫下，自尽成仁，在战争中完成了民族意识的觉醒。考古学家夏鼐以“谨以此项发现纪念矾晶山村民迟玉莲和她的绣女们”将她们写入考古发现报告。“误入”与“孤城”同时在隐喻层面对晚清以来中国东南沿海的渐进式现代化做戏剧性的呈现，从风俗画卷看社会变迁、科学意识与工业化起步。作为旧军人，潘纲宗为女儿指定婚姻，让她嫁给柳雨农，理由却非常新潮。他说柳雨农是个有新思想的人，将给W城带来天工开物一样的变化——电灯。曾在杭州接受新式教育的女儿潘青禾也应承，要是他真的能够让W城都点上了电灯，她就同意这门亲事。一场包办婚姻为全城带来了夜晚的光明，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历史的“误入者”。
小说固然需要戏剧性，但戏剧性不能强行制造、生造，而是要在历史联系中重建戏剧性的历史瞬间。马本德故乡西北祁连山与其建立现代“功业”的东南沿海之间如何建立联系呢？《误入孤城》从戏曲舞台和金乡卫人的历史中为马本德在W城寻找身份定位，同时也为故事的展开做了铺陈。温州古称永嘉，是南戏的故里。古戏曲中，西北之地属于番邦，马本德可以在《四郎探母》中以假乱真，上台直接扮演番邦金瓦术。不用他说话，只需直接往台上一站，看见宋将骑马过来就打一拳，对方立刻从战马上倒地死掉，台下的民众看了高兴得发疯。马本德与W城金乡卫之间则建立了组织上的联系。明末戚继光抗倭队伍中，有一支是从祁连山脉过来，驻扎在军事要塞金乡卫。平倭之后这些西北人氏被就地安置。马本德遇海难，被金乡卫人救起，身上的羊皮袄与祖先神像穿的一模一样，“对于金乡卫的人们来说，这条羊皮袄就像基督教民心中的耶稣裹尸布一样神圣”。金乡卫的土话仍然保留着老家方言的部分音调，金乡卫人的族谱还记载着祖先的原乡，还有羊头图腾。尽管这里的男人已经看不出祖先的北方特征，饮食习惯也改变了，但依然保持剽悍的战斗作风。马本德不仅在金乡卫认了宗，还成为当地最重要的节庆“拔五更”——每年三月初七迎神赛神（晏公爷，神通类似福建沿海的护航女神妈祖）庆典的主祭司。“拔五更”结束后就是族斗，金乡卫人与矾晶山人为争夺生存空间——出海口、生命线蒲城堡而进行年复一年的械斗，马本德不知不觉中被卷入其中。马本德的误入，修路，最终成为了终止W城地区械斗的现代性力量。
交通与商战
伴随着海路、陆路的交通进程，W城的工业化、现代化得以迅速展开，并在1930年代出现爆发式的繁荣。以陆路为主、海路为辅，陈河将这一过程以商战的形式在小说中呈现。相较于陆路，W城的海运远在帝国势力侵入前就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发达”，过零丁洋、下南洋都有它的历史身影。往上海的定期航班“海晏轮”船主陈阿昌，十五岁曾跟着叔父下南洋，在槟榔屿上了英国利物浦的一条商船，航海过世界上大部分港口。一个海难余生的人，终于借一场英方海运事故，接掌了W城到上海的海上交通。1930年代的战争阴影之下，W城过塘漕运（从海里到河里转运的行当）快速发展，成为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物资集散地。陈河借修路酝酿过程的筹措资金，寻找合作伙伴，将公路修通之前W城民族工业的发展状况做了必要的交代。前电灯时代，洋油的竞争在英美代理商之间展开，英国壳牌洋油由江西人顾修双代理，柳雨农则是美孚洋油的代理商。柳雨农因婚姻承诺而创办耀华电灯公司，继而在W城推广电话，潘青禾则从慈善出发，建医院、孤儿院。顾柳之间的竞争，马本德与柳雨农因潘青禾产生的恩怨延伸到W城到金华公路的修建。最终马本德与江西会馆以及顾修双背后的英国领事馆合作，成立飞马汽车合营公司。W城的商战以何百涵与英商在“擒雕”牌炼乳上的两次较量尤其精彩。第一次是英国律师团围绕商标权，在上海控告“擒雕”牌炼乳工厂盗用大英帝国鹰牌乳品公司的商标。第二次是英国人买通厦门批发商，刻意囤积，出售变质炼乳，毁损“擒雕”声誉。何百涵全款退回后，带着律师团到厦门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当众销毁变质炼乳。尽管已经收集到对方的证据，但何百涵没有追查到底，反而获得更多的市场与客户的肯定。与第一次的“巧胜”“智取”（侥幸）相比，在第二次的官司中，何百涵已经转被动为主动，这一方面显示何百涵对商品品质本身的自信，而商业竞争手段和策略的调整则说明了W城民族资本家的成熟。
公路修通之后，深山的矾晶山人与沿海的金乡卫人之间年复一年的械斗停止了，金乡的男人们的精力朝向海上发展，组建“海上马队”，劫掠财物。从来自祁连山的族群转身为海贼，连死对头矾晶山人都无法理解，陈河对这种急剧转型给出了族群根性的解释。“然而在他内心深处，对于海上打劫并没有道德障碍，反而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快意在生出。这是一种来自生命源头的呼唤，像一头被驯养的狼成了狼狗之后，在原野上听到一声野狼的叫声一样全身战栗。他的祁连山祖先无论在游牧或定居，总是会在荒野上攻击抢掠异族敌人，或者伏击过路的商队。”如果说温州与史上“永嘉”的连结主要诉诸诗书戏曲等文脉，与当代的连结则建立在侨乡特殊的闯荡与冒险之上。写温州在现代商贸领域的兴起，陈河并未回避温州那些不够体面的假冒的发家史，而这个源头也可以追溯到这段特殊的繁荣爆发期。日本由于忙着备战，台湾民生物质短缺，温州与台湾的贸易出现供不应求，造假行为应运而生。这段W城早期现代化的历史为1980年代以后温州重建与世界的联系累积了“机会优势”，凭借“新侨乡”的特殊社会资本率先迈开发展步履。
关于故乡，关于侨乡，陈河在《布偶》中已有涉及。《布偶》以就近的、在地的陌生化视角，“打入”内部，“偷窥”华侨、侨眷这一特殊群体，属于温州城的移民秘史。《误入孤城》则从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视角，以海路——西方帝国势力的在华影响，以陆路——中国内部的历史变动，纵横交错，多线并进，叙述W城的今昔。陈河试图以近身肉搏的努力，细读温州，化简为繁，将历史、地志的有限记载，进行合理演绎，思考东南沿海“孤城”突围的历史机遇及其诸多可能。
孤城不孤
事实上，“不孤”是陈河小说的普遍逻辑。他总在异域、绝境中寻找关联，《天空之镜》是一百多年前秘鲁华工后代与南美世界革命之间的隐秘连带，《红白黑》是红色后代与欧洲的精神联系与错位，《义乌之囚》是由世界小商品制造中心义乌勾连了非洲与中国关系的今与昔，《沙捞越战事》是反法西斯战争连接起的，从北美到东南亚的特殊形态的抗战……如果说此前陈河的小说更多如他自己所说的，“我要写出中国人与世界的联系”，那么在《误入孤城》中，他试图写出中国不同地理区域、文化空间的历史联系，以及山海的辩证。马本德最终如摩西一样，带领金乡卫人重新返回祁连山。而这次重返，已经翻转了他们观念中有关山海的绝对差异与对峙。“他们梦见过祖先在祁连山追逐过路的商队，抗击入侵的敌人，但他们不再是骑着骏马，而是在蔚蓝的大海上开着战船乘风破浪。”
在《误入孤城》中，依稀还可以看到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长居加拿大的陈河将此域外体验移植到故乡书写，重新审视W城的误入者。因“靖康之难”误入江心屿的南宋皇帝赵构，因背瓷器在大山迷路而经营江西栈的江西人，以及占据瓯江口洞头岛的福建人，他们都是构成W城的“少数族裔”，但也都是W城的主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远行就是返乡，陈河再次重申了：人只有走得足够远，才能看见你自己。
（作者系华侨大学文学院、海外华人文学暨台港文学研究中心教授，本文为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新移民作家回流现象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