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贤们曾经对比，指认李白仿若在人群之上、之外的“天上”写诗，走超拔脱俗的“仙人”路线，“云端感”强，而杜甫则是置身地面，在人群之内、之中用生命歌唱，把亲历的一些人、事写进诗歌。就这两类诗人而言，柯仲平无疑属于后一种，他的诗歌有着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性，但有时候也带有李白式的激情。他不像有些诗人那样，过于强调自我，崇尚个人情感的咀嚼，沉溺于饮食男女、锅碗瓢盆、风花雪月等鸡零狗碎的日常世俗吟唱。他的诗之所以能够进入成功之境，是因为他执着于“此岸”关怀。在诗歌与时代的关系命题中，他自觉接受时代的选择，坚持民族、人民与革命的立场，这使他的诗和个人的闲适情调相去甚远。他早年在西安的一场文学讲座中说：“艺术是时代的、生命力的表现。伟大的艺术，必是抓住了时代的中心、时代的生命而创造出来的艺术。”他的诗达到了这一状态。置身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争、动乱的文化语境中，其视线与体验无法从现实领域移开，总是把“猛似狂飙热似火”的内心激情主动献给现实和人民。这恐怕也是一个大诗人的必然选择。具体说来，他的诗和他生命的经历到达了和谐状态，始终充满“革命”情结。据史料记载，他的一些诗歌曾经多次在延安时期部队战前动员时朗诵，的的确确起到了鼓动战斗激情和锐气的宣传作用。可见，柯仲平的很多诗都是和“革命”同呼吸、共命运的。他是一个用生命写诗的诗人。特别是他倡导鼓动并且身体力行的那些“街头诗”，完全可以看成是从战争生活的土壤里绽放的精神花朵。如果回望当时恶劣的战争环境，时局容不得娇媚柔婉的娱乐性诗歌生长，而需要“时代的鼓手”迭出。在这样的时刻，具有强烈艺术良知的柯仲平写了很多关于生活与战场的诗歌。他那种激情似火、明朗雄健的声音，获得了特殊的效能。其诗歌对于力量与崇高因素的标举，在无形中成了一种优质的选择。
柯仲平在写作中感觉到抒情短诗自身的缺陷，所以很早就进行小长诗的尝试，后来干脆转向叙事诗的创作。这种经历和追求充分体现了一种随时代语境变化而不断探索的精神。和诸多诗人一样，柯仲平也是从抒情诗写作走上诗坛的，当年他在家乡和初入大学时的一些短制就是证明。后来，在延安时期，仍然有一批优秀的短诗，情感真挚热烈，语言朴素有力。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出于自觉的矫正与调整，后来逐渐从短制走向鸿篇，从抒情走向了叙事。1924年写出抒情长诗《海夜歌声》；1928年创作长篇诗剧《风火山》；1938年连续推出两篇叙事长诗《边区自卫军》《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一首歌颂边区人民抗敌锄奸的事迹，一首反映了工人群众联合抗日的生活。尤其是《边区自卫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早地表现李排长、自卫队员韩娃等新型工农形象，传达出“人民群众是什么力量也攻不破的铁壁铜墙”的主题，气势恢宏，关键是还能以诗人自己的视角、思维将切实具体的实情观照，上升、转化为诗情，保持比较理想的诗性高度，被人盛赞闪烁着“思想的闪电”。这说明，从短诗走向长诗，柯仲平的诗歌进入了更为广袤、开阔的精神地带。这种转变的原因很复杂，也许是因为诗人觉得，面对越来越丰富的战争生活，用狭窄而过于纯粹的抒情短诗去表现是无力的，所以做出了及时决绝的调整。这同时也说明，作为一种文体，诗歌具有含蓄简洁等诸多的优长，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比如，在对生活经验的占有和表达上，在对复杂事件的处理方面，诗歌可能不如小说、戏剧乃至散文。诗歌若想获得持续性的发展，只有打破自身局限，向叙事文体的技巧大胆扩张与借鉴，以缓解诗歌文体本身的压力。这或许也是1990年代以来叙事愈来愈成为诗歌界的“显词”，成为诗人们将叙事作为维系诗歌和世界关系一种基本手段的深层原因所在。
“狂飙诗人”柯仲平又经常被称为“大众诗人”。柯仲平的创作总能根据现实变幻而调整艺术风格，但有一点却是变中之常，那就是一直以读者为上，不仅积极表现群众生活，而且注重诗歌表达的明白晓畅，努力寻求和大众契合的可能。他从小常有机会和苗族、瑶族、彝族等兄弟民族的人民相处。对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认识和情感，影响了他的诗歌观念。他把民歌体作为借鉴资源，从民歌的语言、形象、节奏、比兴手法中汲取营养，以容易被读者接受的方式进行表达。因此，他的诗歌常常朗朗上口，充满节奏感。如《边区自卫军》发表后，汉学家彼德洛夫评价甚高，称“柯仲平把中国古典诗歌和民间歌谣结合得很成功，是东方色彩的杰作”。这段评价还是比较准确的，如诗开头那一段：“左边一条山/右边一条山/一条川在两条山间转/川水喊着要到黄河去/这里碰壁转一转/那里碰壁弯一弯/它的方向永不改/不到黄河心不甘……”当时就被音乐家谱成歌曲，在抗战前方和后方传唱，从中可以看出它的情绪饱满、语言通俗和浓郁的民歌味道。再如记述游击队在马家村袭击日本一个联队故事的73行的小长诗《游击队像猫头鹰》，全诗9节，用词注重反复，首尾回环呼应。其中那段景物描写是这样的：“快到三更，快到三更，/除了微微的风声，/满天星星，透过森林，/闪着眼睛，闪着眼睛，/静悄悄的，静悄悄的/等待着袭击的命令。/忽然间，忽然间有鸟鸣三声——”有人说它“密集的重复如耳语，带来一种时间的延伸感，酝酿着一触即发的紧张感”。整个诗里无一玄虚晦涩之词，其中的语言哪个农民、游击队员都能听得懂，但却非常有表现力。
诗有多种，像卞之琳、穆旦等人，创造了一种颇具现代性的诗歌，既美又玄，但一般读者读了可能会比较难理解；也有戴望舒、田间似的返璞归真的诗，他们的诗朴素本色、直指人心，当然有时也潜伏着过于明白的陷阱。我觉得当下诗坛需要卞之琳、冯至、穆旦，也需要戴望舒、田间、柯仲平。多种诗风能够并行发展，互补共荣，诗坛才会不断繁荣。
（作者系南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