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的现代转型，是中国戏曲史上最为重要，且一直处于现在进行时的华丽篇章。作为正面回应时代变化的传统艺术形式，“现代戏曲”伴随着社会变迁过程最终产生，并完成了自身形态的艰难建构。但对于这一波澜壮阔的艺术现象的专门审视与研究，却不多见。因此，收到李伟教授新著《现代戏曲论稿》时，笔者十分欣喜，阅读过程中，不时为著者论述中所显示出来的那种跨学科视角、问题意识所触碰吸引，而其在论述一些戏曲现象和戏曲作品时的精彩见解和观点，亦令人耳目一新。

观察和阐释一段戏曲发展史的跨学科视角，是宏观把握时代戏剧从内容到形式的有效路径。《现代戏曲论稿》通过跨学科、跨领域、多维度、多角度的讲述与解析，以一种高屋建瓴的视野和海纳百川的格局，为我们论述了现代戏曲的整体风貌，刷新了我们对这一领域诸多问题的认识与理解。例如在《起点、现代性、美学形态：现代戏曲研究的三个问题》这一节中，著者显然是从历史学、社会学和哲学层面的概念、范畴和思维方式出发来对现代戏曲进行剖析的，而《现实主义与新中国70多年戏曲现代化》和《论当代戏曲中的女性意识》等章节的论述，则明显援用了人类学、政治学、艺术学等相关人文学科的方法和资源。这种多层面、多脉络的视角切入，开拓了新的认识领域，扩充了研究范围和背景条件，使我们清晰地意识到，无论是对现代戏曲相关概念、定义和艺术属性问题的论述，或是对于历史或理论的梳理，还是对于作品和现象的分析和评论来说，跨学科视角都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属或点缀，而是推进对其深刻认知的重要方式。现代戏曲的独特性并非仅仅存在于它自身中，还存在于它与其他现象的重要关联中。而这种援用，显示了一种开放的眼界和发展的观念，赋予这部专著以较高的学术品位。

当然，此书在研究现代戏曲时对多学科视角的把握和运用，绝不是简单地照搬与挪用，而是旨在探索一种沟通中西、对话古今的路径，其目的在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例如，在梳理了王元化、张庚和郭汉城先生关于戏曲现代戏的创作理论之后，特别是在评判了现代戏曲的相关现象和相关作品之后，著者认为，关于什么是现代化、现实主义，什么是戏曲的艺术规律等基础性问题都大有可以讨论的空间。应该说，这种提问，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而且，这些问题之多之新之尖锐，也可以说是空前的，如现代化的性质与内涵是什么？是否就等同于“时代性”“新鲜感”和“当代意识”？是否只要写今天的内容、表达今天的精神即可?今天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观念究竟是什么？现实主义就是从生活出发吗？就是如实地记录生活吗？现实主义只是表演形式方面的问题吗？……这些提问，直指关于现代化、现代性、现实主义等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模糊界定，掷地有声地表达了对目前戏曲理论界相关戏曲概念研究不足之处的遗憾，不仅体现了一个戏剧学者的冷静与清醒，而且也令人感受到了那份沉甸甸的使命感和担当意识。

在研究了一系列的戏曲现象和戏曲作品之后，著者也把自己的困惑展示出来：什么是中国当代观众喜闻乐见的？戏曲作品怎样为今天的中国人民服务？今天的中国年轻一代普遍接受过良好教育，经过了各种复杂叙事的训练，他们还愿意接受传统戏曲式的简单线性叙事方式吗？他们接受了大量新鲜的艺术手法，是否可以把今天的流行元素吸收到戏曲里面来？今天的生活变化如此之快，如果创造新程式的速度远远跟不上生活变化的速度，那是否证明戏曲就没有表现现代生活的能力了?如何重新理解程式？程式是否就是戏曲不可或缺的本质特征？任何一种成熟的艺术样式都有其规范、套路、章法，那是否也可以称为程式……

上述问题，都是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尚待解决的，有些似是而非的，事关现代戏曲发展和命运，事关戏曲前进方向与全局的重大问题、关键问题和前沿问题，同时，它们也是学术创新和理论创新的突破口与推进戏曲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它们的提出，不仅体现了著者面对现实时思维的活跃性和深刻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著者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因为理论研究归根结底是对问题的发现与提出，离开了问题便不可能有真正的艺术科学。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我想，这句话同样也适应于艺术科学。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