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先生在其著作《出版的正反面》中，将编辑分为六等，能策划、能组稿的编辑被他列为第一、第二等的优秀编辑。确实，策划组稿能力对一位编辑来说，是最可贵的能力，也是其成就感、价值感的最大来源。业内最优秀的出版人，无不拥有出色的策划组稿能力。
但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编辑在一家出版社中总是少数，很多编辑可能从没有策划或组织过一部书稿。年轻编辑哪怕有策划的志气，一开始也常常不知从何起步。前两天就有一位编辑来找我，这名编辑所在的部门主要承担社里的主题图书以及其他类似项目，她已经是骨干，但不甘心只做主题图书，还希望能策划些市场书，但接连提了几个思路，都不被认可，她感到泄气和苦恼。当我告诉她自己曾经历的无数次挫折后，她明显松了一口气。我也因此想到把谈话的内容扩充整理出来，也许会对年轻编辑有所启发。
辗转找到“自己的园地”
年轻编辑进入出版社，围绕着自己的专业领域开发选题，是最顺理成章、也较为容易成功的路子，这也是我最初的选择。从人大哲学系硕士毕业进入出版社后，我先是跟着社内一位资深编辑一起责编张岱年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史百科》。熟悉基本规范流程后，我就想着策划组稿的事。我一直很好奇俄罗斯这样一个产生了无数大文豪的民族，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哲学和信仰。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一度出现了翻译“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作品的小热潮，一些长期被忽视的作家诗人的著作被引进国内出版。我于是提出翻译出版俄罗斯宗教哲学著作的想法。当时的分管领导不太支持，有次社长来我们办公室，我直接向他争取，竟被应允。通过导师的帮忙，我邀请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贾泽林、李树柏和北大的徐凤林几位教授来组织译丛，一共六册，有别尔嘉耶夫的《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索洛维约夫的《西方哲学的危机》等。2000年丛书出版后，参与的学者们觉得做了一件应当做的好事，时任我社副总编辑的黄育海先生还表扬了我。当我考虑着下一步能不能做西方哲学书时，发行部的同志出来阻止了：你这套书，印了4000册，估计后面会有库存，以后就别做哲学书了。虽然有些不甘和遗憾，但发行部的声音向来有比较大的权威，我不能无视，也找不出反驳的理由，不得不作罢。接下来该做什么呢？我不得不重新寻找方向。
当时我已正式分配到政治编辑部，主要编主题图书和地方部门的定制书，许多书稿的质量并不好，让我很头痛。室主任杨淑英大姐很能干，组织了不少党史、社会学领域高端学者的著作。党史名家的书稿，我经验少，自然无缘参与，社会学的参与了一本。我当时就想跟着组社会学的书稿，而且希望更有思想性一些。一天，我读到孙立平老师的一篇访谈，谈他为什么用“断裂”这个词来概括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特征。我通过朋友要到了孙老师的联系方式，独自去北京拜访了他。在清华蓝旗营的家中，孙老师谈到他和学生在做的一些调研，包括口述史项目，倾听过程中我感受到了一位社会学家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孙老师最后表示，如果出版社愿意的话，他有兴趣整理一下近年来所写的文章，题目差不多可以取为《转型与断裂》。我兴冲冲回到社里汇报，但领导顾虑文章汇编不好卖，话题也较为敏感，否决了这个选题。我很沮丧，同事劝我不要再争取了。我只好回了孙老师，之后再也不好意思继续联系。这本书后来在其他出版社出版了。
这之后，我看到市场上中国史方面的图书热起来，就想着去尝试。由于某个机缘，我跟人大历史系的夏明方老师取得了联系。夏老师善解人意，我去拜访的时候，他约了人大清史所的黄兴涛老师等几位青年学者。可惜我的视野实在太窄，当时的资讯又没现在发达，功课做不到位，他们的讨论一深入，我根本接不上去，惭愧又尴尬，最后也就无功而返。这让我明白组织历史学书稿，尤其是学术书，门槛是比较高的，没有相应的知识储备，组稿是困难的。
做学术出版不知往哪个方向走，我就尝试策划普及类读物，思路还是围绕着大学生群体。先是想做各个学科的名著导读，但因为要求提得很高，作者队伍根本组织不起来。后来又想引进海外关于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教材，但发行部认为大学出版社做最合适，我社没有相应渠道——后来我真的跟浙大以及浙江省教育厅有关部门联系，做成了两本相关的教材，这是后话。印象深刻的另一次失败经历，是我拜访时任浙大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廖可斌教授，提出请当时任人文学院院长的金庸先生做主编，他任执行主编，编撰“人文通识读本”。他被我说动，召集了人文学院各个系的主任一起到茶室讨论怎么来编。教授们各持己见，机锋迭出，廖院长为人温和，不是乾纲独断的组织者，我这个小编辑更无能应对能言善辩的教授们，两次讨论都没达成统一意见，计划无果而终。
当时我几乎是科室里最年轻的，不承担科室重要任务，同事们由着我在各个方向上摸索，我的笔记本里记载了收集到的各种信息，大多数约稿不是被作者婉拒就是发行部不看好。当然也有一些是成功的，比如2003年策划了《揭开真相——〈南方周末〉知名记者报道手册》一书，出版后好几位记者朋友来索要，书很快重印，当时也比较开心。更多的时候则是焦虑和迷茫——进社已经六七年，手头编的大部分书稿平庸乃至无聊，我觉得自己是在浪费生命。
2005年前后，经过几番交流和思考，我决定组织翻译政治学领域的学术著作。因为跟科室的门类合拍，领导很快点头。我找到景跃进老师和张静老师——他们夫妇俩我读研时就认识了，请他们帮我选书，并邀请其他编委。两位老师的眼光很独到，“政治与社会译丛”第一辑里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2007年出版后，很快两次重印。我在承担主题图书和系统图书之外，终于找到了一块个人可以耕耘的园地，虽然引进版权、物色译者、改稿、找设计师等所有出版环节需要独力完成，经常要利用晚上时间看稿，但我不觉其苦，每一本著作所探讨的问题都吸引着我，我感觉自己是在修习一门新的有无穷魅力的学科。我体会到了融求知与工作于一体的快乐！
保持对新信息的敏锐性
在做一个出版项目的时候，往往会有新的机缘、新的信息向你敞开，就看你是不是有心，能不能去追踪。在组织译丛的过程中，我有次去拜访浙大的郁建兴老师，他向我推荐了郑永年教授的英文著作《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这本书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后来去清华看望景老师时，一旁的张小劲教授建议我组织翻译海外研究中国当代问题的著作，我就想把译丛分成两个系列，交叉出版，郑老师的这部著作就被纳入第二辑。郑老师在我的请求下，向我推荐了许多海外著作，涉及中国转型过程中许多值得探讨的现象和问题。因为西方学者观察中国问题的视角通常比较独特，观点又比较敏感，我必须看过才能决定是否引进，哪怕整体立场没问题，审稿过程中也不得不字斟句酌，所以做译丛第二辑可谓十分辛苦，但我由此得到的训练也是前所未有的。出版后市场的反馈也给了我激励。
在《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出版后，郑老师把他的《中国模式》书稿交给我，其时中国的发展模式被国际社会热议。该书出版后，上了很多榜单，还上了中央党校的学员推荐书单。郑老师当时在某报开专栏，他的文章理性独到，广受追捧，我建议他以专题形式整理出版多年来的文章和演讲，得到他的认可。但这一建议被社里否定，认为已发表过的文章汇编起来，不会有多少人感兴趣，还做好几本，风险太大。我相信自己的判断，又汇报了两次，最后社里同意了。“郑永年看中国”系列出版后，受到市场的热烈欢迎，尤其是第一本《保卫社会》，被推荐为广东全省党员干部的理论读物。整套书累计发行了30多万册。之后两三年，科室组织主题图书、党政部门培训教材的重任落到我头上，我就拉着一位在中央党校学报待过多年的新进编辑，一起做“译丛”和其他一些学者的著作。郑老师则成为我始终保持联系的重要作者，近两年又在我社陆续出版了他的《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等著作，《保卫社会》也在修订后重新出版。编辑是与书一起成长的，编辑不同的书、交往不同的人，你的内在成长速度是不一样的。不知不觉中，我已来到了一个比较开阔的地方。
组成目标一致的项目团队
编辑职业的一大挑战，也是魅力所在，就是不断与可能性相遇。2015年八九月份，社里安排我分管文史出版中心。我社的文史图书板块，曾经创造过辉煌，八九十年代出版的“世界文化丛书”，是业内非常响亮的图书品牌。之后的中国社会史丛书、学人自述等系列，也在学界有一定影响力。可惜的是，老编辑一退休，没有年轻编辑跟上，学术资源和品牌都流失了。我接手时，科室的基本产品是以地方志为主的系统定制书，7个编辑，2个是刚招聘进来的，其余的也不做市场书。我不可能把原来的产品线拉过来（痛惜的是上文提到的编辑离职后，“译丛”也无人接手，很快终止），只能调整图书结构，做强文史板块。这于我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市场书是一定要起步的，做什么却着实费了一番研究和思考。最后决定带领两位新编辑开发世界史领域的产品线。一则她们的专业就是世界史，能很快上手；二来世界史和全球史板块出版前景广阔。我想了一个容易让人记住的丛书名“好望角”，一开始就明确了书系的定位、选书的标准，带领两位年轻编辑（两年前又增加了一位）缓慢而坚定地推进。截至目前，书系出版16种，销售65万册，已成为世界史板块最有号召力的品牌之一。与此同时，聚焦浙江深厚的历史文化，我先后策划或组织了《浙江婺剧口述史》、“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浙江儒学通史》、“浙学经典读本”“知宋书系”“大运河与中国古代社会”等一系列出版项目，既汇聚了一批优秀学者资源，同时又形成鲜明的品牌特色。
2020年底，随着编辑中心人手的增加，我又策划了“何以中国”书系，探寻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丛书名被孟宪实老师称为“显示了出版社的一个宏图伟愿”。我自知以自己的学识才干和现有资源，短期内组织不了数量众多的高质量书稿，但以此为旗帜，可以助年轻编辑找到策划组稿的方向。事实上也是如此。“何以中国”已出版的7种图书，如《从玄武门到贞观之治》《观念的变迁》《水运与国运》《何谓明代》等，以及储备的近十个选题，不少是年轻编辑策划组织的，这也是令我欣慰的地方。
立志做第一、第二等编辑，确定可以深耕的领域，保持很强的求知欲和好奇心，追踪感兴趣的问题和相关信息，勇敢地约稿，不怕被拒绝被否定，你就会发现，策划原来也没有那么难。
（作者系浙江人民出版社总编辑）